7. 以考古发现同古籍文献相对证易学和易经的科学属性 (续一)

答:上节以考古发现同古籍文献相对证,用确凿可靠的史实来证明易学和易经的科学属性。下面就在其传世文献同出土文献的对证中,对商周之际至西汉初期这一千多年中,各学派代表人物有关易学和易经科学属性的论述分期做一简介。

(1) 据经过甲骨文和其他出土材料核实的《逸周书》和《周书》的记载,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分工,不仅以农业、畜牧和手工业同采集和渔猎的大分离为标识,也表现为哲学、科技 (如数术方技、农艺 、工艺 )、史学 、文学和艺术等突破宗教的束缚,从王公贵族和巫师的手中解脱出来。周文王以阴阳五行原理,对上古以来先民在生存竞争中积累的易学知识,特别是先代明王贤哲的易哲学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天道三,人道三六方三述,其极一也”的天道与人道观及以此为主题的一整套安民治国的理论体系,否定殷王神权政治对天命的垄断,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突破神权过分束缚的需要,代表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形成的新的生产力,不仅为周代的德治礼治取代殷代的神权政治的社会大变革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学术上为易学以阴阳五行为核心、以天道与人道为主题的哲学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这次大分工的成果与文王继承和总结的易学宇宙观之间存在著天然的血缘关系。

随社会分工的深化而先后出现的前‘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后‘六艺’(易、诗、书、礼、乐、春秋),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核心、以天道与人道为主题而展开的。正是在文王对上古以来的精神文化遗产作总结的基础上,周公为首的智者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文王的有机整体系统辩证思想,随时随地以他们自己所说的“道别其阴阳之利”的辩证法来认识和处理问题,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政令确立阴阳五行哲学为指导论道经邦的理论基础,进而围绕其“人道尚中,不和曰废。地有五行,不通曰恶。天有四时,不时曰凶”的主题制礼作乐,建立起以《周易》、《周书》、《周礼》、《仪礼》、《周髀》等为其经典的易、书、礼、乐、数等学科体系,将上古以来的文化遗产加以分门别类的系统总结,并通过《周易》对其精神文化遗产的总体和易学知识体系的总体加以哲学的总结,而将早期人类的智慧发展到登造极的高度,从而为以西周礼乐文化为基本格调、以易学为思想基础的中国传统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无比深厚而坚实的基础。《周易》成书的全部条件和基础,决定了它必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经典;其内容必以“道阴阳”为核心,其思想必以天道(地道)与人道的统一为主题。

(2) 春秋至战国初期,尽管诸子所本易经之版本不同,《老子》多本《归藏易》,孔子多本《周易》,《墨子》多本《连山易》,《管子》处于三易向儒、道、墨、名、法、阴阳诸家的转变之中;但他们对三易所共有的核心内容和主题思想的认识是一致的,且都以其总结的宇宙观为建立自己学说的依据。

《管子》既讲“大道可安而不可说”、“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谈“王者乘时,圣人乘易。”“虎戏(伏羲)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为王,循六(法),合阴阳,而天下化之。”明确定义了伏羲易乃至《周易》以八卦和六十四卦“迎阴阳”“合天道”教化天下之内容和功能。

今本《老子》二十五章: “吾不知 其名, 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一。” 而帛书《老子》甲、乙本都作”强为之名曰 大”, 绝无”一”字。 据饶宗颐教授 的考证, 太极与大恒、太一是一事的异称, 都代 表对于”一” 的共同的追求, 都是同《老子》主张的”凡彼万形, 得一后成”、”圣人抱一以为 天下牧”相通; 与此相应, “易有太极” 或”易有大恒” 的易、”道生一” 的“道”与 “大一” 以至“大”是一事的异称, 都是以这个总揽宇宙万物的混沌元气概念, 来代表 不易、不偏的最高原则性的道。

今本《易传》记孔子曰:”夫易, 何为者 也?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 如斯而已者也。” 所谓“开物成务”,明末宋 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其包罗万 象的传统生产技术和知识作了最好的注释;而今本《易传》围绕易所总结的天下之道,展开出一个包罗万象的道系统,并将所有这些道都由天道、地道、人道来统一于易道。

《墨子》对夏道的推崇中就提到“太极”:“禹既已克有三苗, 焉磨(历)为山川, 别物上下, 卿制太极, 而民不违, 天下乃 静。”这里“卿制太极”与“别物上下”相提, 与孔子的“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是一脉相承的,也同老子的“圣人抱一以为天下牧”相一致。

在春秋至战国初期诸子的著述里,特别是在其出土版本中,可找到充分的证据,来揭示易经那没有被污染的纯真面目--管子、孔子所说的“易或易道”或管子、老子、墨子所说的“大或大道”;就是他们共同所指的总揽宇宙万物之不易、不偏的最高原则性的道,即天道、地道、人道的合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