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以考古发现同古籍文献相对证易学和易经的科学属性 (续二)

(3) 战国时期成书的今本《易传》,对易经的内容和功用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论证,并明确定义:“易之为书,备悉广大,天道、地道、人道”。庄子明确定义:“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篇》)。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之下,战国时期的儒家、 法家以及阴阳家、星占家继续对于“一”有共同的追求, 继续以“大一” 或“太 极”这个总揽宇宙万物的混沌元气概念, 来代表不易、不偏的最高原则 性的道 . 这个“大一”, 已在《易传》中由“易有太极”的定理所表达; 即指明 易经所总结的易道,是这总揽宇宙万物的最高原则性的道,而将天道、地道和人道予以合一。出土文献《郭店楚简.语丛》载:“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这就证实了当时诸子百家对易经确有这样一个一致公认的定义。

(4) 西汉初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把周公至孔子的五百年, 划为六艺学术史的第一阶段;把孔子至他本人的五百年作其第二阶段,并将第二阶段学术界对包括易经在内的六艺的内容和学术性质之界定和定义作了记载,其中定义:“《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故长于变”,《史记.外戚世家》又指明:“《易》基乾坤,…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史记》已被甲骨文和其它出土材料验证为信史,司马迁的这些记载也符合上述诸子的易经定义。

同司马迁相呼应的是,孔安国在《尚书.序》对中国学术起源和发展史作了精辟的概括:“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尽管他当时未说明这个概括的依据,但他以八卦为中国书契和文籍史的开端,对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出明确的分期,并将贯穿其历史过程中的阴阳思想以“大道”来作最高度的概括,确实是吻合于帛书《系辞传》的“易有大恒”,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的 “大常”表 “易”,墨子、 老子、管子的“大或大道”,以至甲骨文中的成汤号“大乙”即东皇太一等一系列出土材料,表明其确有所本,绝非向壁虚构。

在同有关出土材料的对证中,我们按时间顺序遍考了商周之际到西汉初期的文献,其详细结果将在本书第五卷中介绍。上面摘要列举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周易》古经出世至西汉初期的一千多年中,所有先哲一直公认它是以阴阳为核心,总结天道、地道和人道的经典。而这个定义,同上述李零先生对战国秦汉时期数术方技知识体系的哲学概括完全吻合,这就确证战国秦汉时期的数术方技直接来自於易学的渊源;本书再结合以其它考古证据,弄清当时的哲学和数术方技的易学基础来源於史前易学的知识谱系,就会使易学作为东方原科学的纯朴面目更加明确地大白於天下。

由此可见,诸子百家公认的易经定义,对易经的精髓和主题思想, 作出了最准确、最高度的易哲学概括;而在他们之先,《周易》古经本身,对易学知识的总体,包括上古以来以易学思维方式积累的民生实用科技,即孔子所说的 “开物成务”之道、法、技和后世所称的数术方技术,作出了最准确、最高度的哲学总结.正因如此,自《周易》古经成书以来,其中总结的以阴阳对立统一原理为核心的宇宙有机整体哲学,就明文作为易学思维方式而牢固的树立起来,成为中国智慧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