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易学,为万世开太平(2016.9.16)

在国际易学与现代文明研讨会暨国际易学联合会四届大会上的学术报告

邓宏海 加拿大易经学会

(2016年8月21日初稿)

何以“为万世开太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只能从整个人类文明进化的全过程中去找。迄今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做过全面系统研究的,只有现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的12册《历史的研究》,被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教授李维誉为对人类文明“最看透底蕴的和最持续不变的沉思录”。他的这部巨著详细的比较了世界各国文明进化史的特征及其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出的结论(2005)是:“人类历史上长时间和平的 ‘世界主义’国家从来都不是出现在民主协商之中”,“人类不能再像过去的帝国那样依靠武力来统一,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武力统一就意味着人类同归于尽;而人类也绝对不可能依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来实现统一,那样人类恐怕还没有完成世界整合过程的百分之一,就面临着过度工业化和环境的空前灾难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因此,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

何以“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 回答这个问题就得研究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那么,这种独特性是什么?德国著名哲学家、现代哲学的奠基人黑格尔(1822-1823)在其《历史哲学》中结论:“如果我们以其各自的命运来比较世界上的这些国家,我们就会发现中华两河流域的帝国是最经久耐变的国家。”

既然“经久耐变”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性,那么人们自然会问:中华文化为何和如何培育出全球唯一经久耐变的文明?这些既是人类进化前途攸关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古今中外学界的老大难问题。自2700年前《管子》提出“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的命题以来,历代学者只是绕开这些课题,直到上世纪下半叶,现代学界有关领域的几位大师,在作出其重大贡献之余仍在具体强调这些课题。如李约瑟博士 (1965)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难题;苏秉琦教授(1997)把这课题分成“中国文化和文明连绵不断的奥秘和轨迹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两大课题;南怀瑾先生(2009)则从“易经是中国文化根源的根源”的立场出发,把这课题具体化成易源考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已成大势所趋的当代,世上求解这些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些问题摆在我们炎黄子孙的面前已2700多年了,我们的口头禅“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至今还没有得到证实,流传了数千年的“三皇五帝”至今依然是神话。目前国际上只承认中国自商代以来三千多年的文明史,连有不有真实的夏代都存怀疑。这样的局面让每个炎黄子孙汗颜,连李约瑟(1965)这样的外国友人也指责:“中国学者们自己就经常忽视其祖先的贡献”,当今炎黄子孙愧对祖先而遭世人唾弃的沉重感,也迫使我痛下决心以毕生的精力来做这事。

这要怎么办? 在比较各种起源研究的成功先例中我感悟到:这个问题其所以至今不得解决,对拥有无比丰富的考古材料之积累的中国来说,绝不是因为缺乏实证材料,而是由于缺乏对这些材料的系统研究。为填补所有这些学科共有的这一空白,我们一边考察西方考古学各前沿学科的进展,一边潜心于收集和整理国内外考古材料,摸索适合中国考古材料系统化的方法,将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先秦遗址出土的标记材料梳理成4大类及其28亚类实物证据链,陈述在总标题为《中国科技与文明起源和进化》8卷32册中,来以空前大量而系统的物证和包括当时原文字记录在内的真凭实据回答这些问题。

迄今总的结果如何?就像达尔文通过古生物化石材料的系统化来追踪生物由原生细胞到高等生物的进化过程一样, 本书通过考古出土材料的系统化来追踪人类认识由最简自然现象的原始观察到近古四大发明而同器具协同进化的过程。其数据库积累的材料是如此丰富,以致在全世界范围应用跨文化比较方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核实中国文化进化百万年所独有的连续性也是必要的。基于如此富积累的材料,先秦历史长河中的诸多空白被逐一加以填补,使得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古代中国人认识能力进化的历史顺序,与商代人们以甲骨文进行思考的逻辑顺序完全吻合。这就同古生物进化的历史顺序同其胚胎发育的顺序完全吻合给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坚实基础一样,这二者的完全吻合也给我对中国科技起源和进化的论证以坚实基础。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信息处理的基本手段,计数物件、数字和数字组合、象形文字标志着这个经历百万年之过程的三大周期,其中每个周期都沿着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而展开其认识能力进化的一大循环。

1.在第一周期由对数的模糊认识到具体计数、再到抽象计数的循环中,即相当于由公元前百万年到公元前10万年、再到公元前2万年期间,随着基于月相观察的阴历计数的发展,出现了原科学的萌芽、具体计数向抽象计数的转化和抽象数字。

2.在第二周期由抽象计数到原科学的具体科技、再到哲学抽象的循环中,即相当于公元前2万年到公元前8000年、再到公元前700年期间,随着用偶、奇数字组合成的数字卦来表示四面八方或阳历年的四时八节,八卦和六十四卦兴起,且同其他数字卦一起被用作原文字来记录和传播易学的天文历法、尚象制器、农业及其他技术。在日趋广泛地应用和发展易学的实践中,越来越多氏族的集体协作开始起步发展其文明因素。在公元前2600-前1000年间,随初级文明向成熟文明的转化,数字卦逐渐向成熟象形文字转变,易学也逐渐被神化和哲学化。

3.在第三周期由易哲学抽象到传统科技的具体学科、再到近代哲学抽象的循环中,即相当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1700年期间,随着数字卦进而转变成阴阳符号卦和易经日趋广泛深入地应用,易学逐渐转变成各门传统科技,青铜文明逐渐转变成以铁器为基础的传统文明,随后二者的进化便在封建社会晚期陷入停滞。

作为在中国大陆性季风气候而灾害频发之条件下抽象计数进化的主要产物,数字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8000-前5000年)的出现,构成了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正如莱布尼茨所说,它们是一种表达文字、算术、抽象和推理的一种独特方式。通过在应用和发展易学的实践中来使用它们,中国先民创造和实行了一种以阴阳八卦为易学范式的有机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主导下,他们的生存竞争作为一个整体在客观上适应了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随着无数氏族将其实践经验和创新在这一范式的构架内不断加以积累,他们就能连续不断地做出发明创造,从而使中国科技在古代世界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以致其文明不断发展而成为最持续的文明。通过反复遵循作为这种思维方式之核心的阴阳对立统一法则,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你死我活的战争危机,并日益广泛地把各地的不同宗亲的部族联合同化成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由此看来,与西方学者将其西方文明探源研究归结为“宗教与治水共同缔造了西方古代文明”的结论相对应,我的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也可归结为一句话:易学与集体协作共同缔造了中国古代文明。

这样,我就以百万年的时间深度、全球的空间广度,将全球各地文明的考古材料系统化成实物证据链,用来系统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全球唯一经久耐变的文明,就在于中华文明是易学与集体协作共同缔造的;她从起步开始,就在以阴阳八卦为核心、以卦数语言文字为主要表达方式、以天文历法为首要应用领域的民生实用科技体系—易学的主导下,反复排除了宗教的统治,一再克服了战乱的人祸,战胜了重重天灾和生态危机,确保其文明主体一直走在多元一统而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经过万年连续不断的进化,一直走在世界文明进化的最前列,以致在距今五千三百年间就已经开始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大、多部族融合而成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从而一直避免了近东、欧洲、印度次大陆等地古文明灭绝、小国林立、宗教冲突此起彼伏的局面。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经久耐变独特性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中华先民从远古起就以集体协作来求生存、谋发展,集体协作的生产实践导致养成集体理性思维方式,其连续进化必然生成中国所独有的易学;在易学主导下、在阴阳八卦科学范式规范下,先民集体实践的经验及其点滴发明创造不断积累,使先民的集体实践与认识一直处于不断的良性循环中,导致其科技和文明一直持续不断的发展。也正因如此,史前作为原科学的易学发展到夏商周三代便在神化中被总结成文明三易,而后易经便成为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总根,后世的诸子百家也都援易以为说,开启东方文明的轴心时代,起承前启后之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更加充分系统地再次证明了:汤因比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人类要领会、把握、借鉴中华文明的实质,就要学用易学,将现已习惯的工业化思维方式、科学范式和产业体系逐渐转变成易学思维方式、阴阳八卦范式和有机整体产业体系,并同现代科技精华相结合,重新发现易学真理,创造新一代思维方式,开创未来科学新体系和未来文明进化新道路。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复兴易学! 就像当年欧洲以复兴古希腊哲学和科技为主体开展西方文艺复兴一样,历史的发展已轮到中国以复兴易学为主体来开展东方文艺复兴!中国领导人及其人民能否自觉地担当起这个历史使命,将不仅决定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进程,而且也决定整个人类未来是否能享万世太平的命运。

参考文献

Fethullah Gülen and Arnold J. Toynbee 2005: “Religions, Globalisation and Dialogue in the

21st Century. A Comparative Conversation with Contemporary Realitie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Rice University, Houston, Texas, 2005.

Hegel, G. W. F. (1822-1823):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Reprinted 1956, Dover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pp.111-138.

Needham, J. (1956):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56.

南怀瑾 (2009): 我说参同契[M],北京:东方出版社,1-50.

Needham, J. (1965):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5, pp.1-4.

Su Binqi (1998): New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hangwu Press, Hong

Kong, 1998, pp.107-141

邓宏海:中国科技与文明起源和进化,8卷32册[M]:第1卷第1册、第2册已出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其余各冊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