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考古出土文字材料证明夏代的真实存在

Try finding the unearthed written and other direct evidence

to support a real Xia Dynasty

提交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8·成都)论文

邓宏海

 

摘要

因至今缺乏证明夏代真实存在的文字材料和其他内证性材料,目前国际上只承认中国自商代以来三千多年的文明史,连有不有真实的夏代都存怀疑。在这样的局面下, 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许宏先生(2004)提出了确证夏代是否真实存在的四大焦点问题:夏王朝的存灭时间、夏王朝统辖的中心区域、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题的族群这四个要素┅┅,他认为:“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内证性材料(如当时的文字)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解明夏文化的问题的。”

在比较各种起源研究的成功先例中我感悟到:这些问题其所以至今不得确证,对拥有无比丰富的考古材料之积累的中国来说,绝不是因为缺乏实证材料,而是由于缺乏对这些材料的系统研究。为填补所有这些学科共有的这一空白,我们一边考察西方考古学各前沿学科的进展,一边潜心于收集和整理国内外考古材料,摸索适合中国考古材料系统化的方法,将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先秦遗址出土的标记材料梳理成4大类及其28亚类实物证据链,陈述在总标题为《中国科技与文明起源和进化》8卷32册中,来以空前大量而系统的物证和包括当时原文字记录在内的真凭实据回答这些问题。

就像达尔文通过古生物化石材料的系统化来追踪生物由原生细胞到高等生物的进化过程一样, 本书通过考古出土材料的系统化来追踪人类认识由最简自然现象的原始观察到近古四大发明而同文化协同进化的过程。其数据库积累的材料是如此丰富,以致在全世界范围应用跨文化比较方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核实中国文化进化所独有的连续性。基于如此富积累的材料,先秦历史长河中的诸多空白被逐一加以填补,使得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古代中国人认识能力进化的历史顺序,与商代人们以甲骨文进行思考的逻辑顺序完全吻合。就像古生物进化的历史顺序同其胚胎发育的顺序完全吻合奠定了进化论的坚实基础一样,中华先民认识进化逻辑与历史顺序的完全吻合为追踪数字卦原文字进化成甲骨文的全过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发现和解读夏代的文字材料和其他内证性材料,是证明夏代真实存在所必须通过的一关。本项研究通过追踪数字卦原文字进化成甲骨文的全过程,初步发现和解读了夏人祖族——有夏部族乃至夏族历代留下的原文字记录及其他内证性材料,据以解答夏代是否真实存在的四大焦点问题,为通过这一大难关将有关夏代的神话传说还原成信史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人类认识与器物的协同进化,认识进化考古学,数字卦的进化,先商文字或前甲骨文文字,甲骨文

Try finding the unearthed written and other direct evidence

to support a real Xia Dynasty

Abstract

As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just traced to late Shang Dynasty (1300 B.C.) with the unearthed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re is debate as to whether the Xia Dynasty was myth or reality. Up to today, no written and other direct evidence was available to support stories of the legendary Xia Dynasty.  As a result, Xu Hong 2007), the anchor of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eam of Erlituo Site, proposed four focus questions: Ethnicity of Xia Yu clans, Dates and Territory of the Xia Dynasty, and archaeological entity of the Xia Dynasty. All the questions have been left unsolved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a long time. Why? This i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ystematic studies of the unearthed materials from all the important excavated sites over the country.

 

To fill these gaps, I have accumulated and analyzed primary unearthed materials on marked and symbolized objects from over four hundreds of pre-Qin sites in China, while learning from the advances in the Western archeology and anthropology. I have classified all the objects into four major categories and twenty-eight subcategories and constructed their genealogies for tracing the evolutional process of each of them. Their genealogies can be used, as evidence chains in comparison with homolog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rest of world in the same period, to trace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ognitive abilities in the relevant scientific and civilization fields. The results of these studies are presented in a work of 32 volumes totally titled “The Origin of Chinese Sciences and Civilization “.

  

Just like Charles Darwin’s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organisms from original to highest by systematizing paleontological materials, this work traces the co-evolution of various artifacts and artificial symbols attached to them from the simplest ob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phenomena to the ancient China’s four great inventions by systematizing the unearthed materials. Its database has accumulated so many materials that the worldwide application of the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method became possible and at the same time indispensable for verifying the unique continuity of Chinese cultural evolution. Based on this database, more and more the gaps in the pre-Qin record have been filled up, compelling us to acknowledge the striking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equence of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ancient Chinese cognitive ability and the logical sequence in which Shang people thought with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Just a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volution of an organism in paleont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embryology lays basis of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the striking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historical and the logical seq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cognitive evolution establishes foundation to trace the evolution of numeral groups into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By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numeral groups into pictographic charactersI has verified and returned the old legendary Chinese chronology recorded in the extant transmitted texts into the true history for the first time, particularly by finding a series of pre-Shang writings and the relevant direct evidences to support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Xia Dynasty with my answers to the four focus questions.

Key words:

cultural evolution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ognitive abilities, evolution of numeral groups, pre-Shang writings,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

由于”没有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史料”, 尽管二里头文化持续的“这一时段的绝大部分,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的存在时间相吻合”,但考古学家们 “仍无法将这一与夏纪年大体对应的历史时期称为 ‘夏代’”(许宏 2013)。其实,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出土材料,不只是“夏代考古要取得突破性发展”所“必须通过的一关”,也不仅是验证“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这个公认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确证夏代是否真实存在的直接证据。如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所述,城市作为物质文明的载体,与作为精神文明载体的文字是不可分离的;如果二里头遗址真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那其中就必有夏代的文字史料,至少为回答许宏(2004)提出的确证夏代真实存在之四大焦点问题提供关键的直接证据。因此,该遗址中有没有夏代文字史料,是鉴别二里头遗址是否真是中国最早王朝都城遗址的试金石,也是鉴别该遗址是否曾为夏代王都的分水岭。

当然,期待二里头遗址中发掘出殷墟甲骨卜辞那样的史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甲骨文之前的一个文字进化阶段的夏代,其文字的载体、表达形式和书写方式的进化程度肯定低于甲骨文;从商周时期主要文字史料是竹、木简的情况看来,夏代文字的主要载体也会是竹、木简,  因其年代更为远久而腐朽无存。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放松发掘夏代文字史料的努力。从殷墟甲骨文中仍残留不少数字卦的情况看来,夏人用数字卦做文字之习惯的保留程度更大、其用数字卦作文字的频率更多。赵芝荃(1986)也注意到:“二里头遗址大口陶尊的口沿部位部位发现一批刻划符号,都是单独存在,主要有:∣、ll、lll、llll、∧、十、×、χ、↑、↓、×ll、Π、口,有的形象类似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字,不能否认二者存在的联系。”  显然,这些刻划符号都是如本书系第一卷第四册所述的数字和数字卦。本书系第一卷第二、四册中,就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数字卦材料做过梳理,发现其中包含丰富的文化内容。 因此,对二里头文化及其前、后期文化中出现的数字卦材料的系统研究,是不可忽视的一条发掘夏代文字史料的途径。

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对河南西山城址及其周围同期文化层出土数字卦的研究,除鉴定出当时这一大片地区各地居民作共同文字使用的一些数字卦外,还发现了作为有夏部族之名号的“夏”字的字源和族源。这就为识别二里头遗址中的数字卦提供了线索。

从本书系第二卷第四册探讨各部族及其名号之渊源的经验看来,夏族的渊源及其历代活动地区和年代,可由其名号之原文字的行踪予以示踪出来,那么,夏族名号“夏”的原文字是否像商族名号 “商”那样来源于两个数字卦?为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在二里头文化及其前期文化层出土数字卦材料中,寻找作为有夏部落之名号的“夏”字的字源和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事实上,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上的一些图案和纹样, 如“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的特有器物,牌饰上的图案表示龙,┅┅铜牌饰上部的曲头状V字形纹是象征龙的神威的徽章等”、“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都有龙图像,反映的应是夏人龙崇拜意识”(王学荣、许宏 2008)(图3.1.1.1-4),且龙图像都伴随有更多的云纹,这就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同本书系第一卷第四册所考证的数字卦简体“V”相吻合,而这个字作为黄帝“数以九为纪”的标志,标定在如此特殊的器物上,当表明夏部族人属于黄帝集团;另方面,按《易·系辞》的“云从龙”的传说,夏人的龙崇拜当与云有关。 如二里头文化的前期文化遗存中有与龙和云纹相似的图案和纹样(图案化数字卦)且有与黄帝部族相联系的证据,那就可验证二里头文化居民之祖族的夏部族属性。再如许宏(2004)说:“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 这意味着,当时其间有文字作跨时空交流工具才有可能吸收得这样快。对二里头遗址所出数字卦做系谱分析,就可用从中发现和解读记录夏王朝史迹的文字材料来围绕四大焦点问题证明夏代的真实存在。下面就从这些线索出发,来从有关考古材料中排查出解答这些问题的文字材料。

一、夏王朝主体的族群——有夏部族当时记录其活动的文字

《左传·昭公17年》载:“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云名。”《史记·五帝本

纪》载: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对此,《史记集解》注:“黄帝受命,有云端,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这些古籍关于黄帝“以云命官”、“以云纪事”、按颜色把云分为”五云“的记载,相传于《左传·僖公五年》所载的 “凡分、至、启、闭,比书雨物,为备故也”、《周礼·春官》所载的“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的礼制;周代的这种礼制来自商代的祭典;甲骨卜辞记载有商代祭祀“帝云”的典规,如“番于六云,六豕”、“燎于云”、“禘于帝云”等,把观测云象的祖先当天神崇拜,认为云与雨的关系密切(赵诚 1988);商代祭祀云神的典规又来自对史前先祖观察云象之习俗的神化。那么,史前先民观察云象之习俗是怎么起源的?从现已积累的考古标记材料来看,这种习

俗起源于距今53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考古学家们已有证据表明:距今8000-5000年之间华北平原洪水作用强度和频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张居中等 2003)。降水量日趋增加而带来洪水灾害日趋频发的局势,迫使先民从黑云密布之下的暴雨中感受到云与雨的关系密切,而开始摸索云彩的变化与降雨的关系,试图通过观察周年四时云彩的变化来预防水旱灾害,由此逐渐养成了常年观测云象的习惯。在距今5300年前后洪水灾害已变得相当频发的情况下,黄帝部族把这种习惯的实践正规化,以世袭贡职的形式责成在这方面积累有实践经验的部族来开展云象观察,而在中原各地留下了当年记录和传授云象知识的图案(图3.2.1),也开启后世云象观测传统实践之先河。二里头遗址各期文化层中出土的一批批云气图、商代年年举行的云神祭典、周代设专官负责观测云象的礼制以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云气彗星图》都由

此发源而来(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对此有详论)。

图3.2.1表明,黄帝部族在当时作为都城的西山古城,就用数字卦“∨”和

“∣亖”的美术体创作云形纹和彩云纹,并发布环绕圆周对称排列云形纹和彩云纹的周年云气图(图3.2.1.1),由此以这样的云形纹和彩云纹作主题纹样的云气图在豫中大河村文化分布地区(图3.2.1.2-6)、豫西煤山文化和王湾文化分布地区(图3.2.1.7-17)和豫北冀南大司空文化分布地区(图3.2.1.18-27)流行起来。

图3.2.1所示云气图的时空分布表明,同豫中地区云气图出现的密度和频率相对低,豫西和豫北冀南这两个地区不仅云气图出现的密度和频率较高,而且演变进程较快,特别是豫西地区南北两边的云气图已出现了向商代祭典中的“六云”演变的势头。甲骨卜辞中就有“燎于二云”、“燎于三云”┅┅“燎于六云”的记载,表明商王朝把云象分成6个级别;而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二期陶杯标本WT89H189:1 “器腹有一刻划符号”(图3.2.1.11)、陶豆标本WT95H210:13的“柄部刻有‘〣’形符号”、陶豆标本WT221H550:2“口沿刻划一个 ‘∕’形符号”(F286);在此之前的王湾遗址一期陶钵、二期陶罐上就刻划有 “‖”、 “〣“形符号(图3.2.1.14-16),并在其傍边加云形纹来注明此号码为云的级别。这就表明,从王湾一期起,夏部族就在对云象的观察中将云象加以分级了。因此,豫西和豫北冀南这两个地区高密度、高频率和高度发达的云气图,原来是分别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有夏部族和高阳部族、共工部族世代连续贡职于云象

观察职务的结果(详见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

 

图3.2.1所示云气图的时空分布与古籍有关高阳氏颛顼和有夏氏之记载的吻合更体现出,黄帝部族让有夏部族和高阳部族在共工部族的辅助下主管以云象观测为重点的天文历法事务,是适应距今5300-4000年期间气候变化向洪水期波动的趋势而采取的重大历法变革和战略部署。据《史记·三代世表》所载:“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 颛顼生鲧、鲧生禹”,《国语·鲁语》载: “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颛顼高氏是黄帝部族的孙辈部族,有夏氏的鲧是黄帝部族的曾孙部族,都是与黄帝部族有姻亲关系的部族。黄帝部族把此等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托付给自己的两个心腹部族来掌管,正好是他们之间存在极其亲密关系之必然举措。

随此期间气候变化趋近于洪水期,黄帝部族及其后裔的天文历法活动的重点,有一个由观云测雨到防洪治水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地,古籍对颛顼部族天文历法活动的记载强调其 “治气以教民”,而对禹夏部族的记载则以”禹治水导九州”为重点。而古籍描写他们出生的神话都与“云从龙”的传统观念有关,如《竹书纪年》载:“(颛顼)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巳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帝舜“龙颜,大口,黑色”;“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巳”,《帝王世纪》载:“父鲧妻修巳,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列子·黄帝篇》载:夏后氏 “蛇身人面”等,其中表达虹、巳、苡、龙、蛇的卦象文字或甲骨文字都近似于云字,从而实质上都是

在说他们这些黄帝部族的后裔都出身于以云象观测为重点之统掌天文历法的氏族(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对此有详述)。

当时流行于中原各地的这对云形纹,本来是由黄帝部族的先民分别用数字卦“∣亖”和“∨”的美术体创作的两个卦象文字;在其流行于各地而被图案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演变成雷纹和云纹的趋势(图3.2.1.8-10,12-13),以致各地二里头文化的很多器物上、特别是酒器、玉戈之类的私人器物上刻有这样的云纹来代表夏部族人的名号,如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二期陶簋标本WT8H23;2 “器耳外鼓面上刻划”的这个云纹(图3.2.1.10),同上述二里头遗址三期VIKM3出土的那件铜戈上的云纹一样,都是夏部族人的名号。但其后来的甲骨文“云彩(云气色彩)”和“云”字(图3.3.1.29-30),却保持了其来源于两个流行于有熊国各地的纹样(图3.2.1.1-8,14,19-28)。这两个纹样在形制和用法上如此统一规范,表明这不是孤立地看来的所谓“草叶纹”,而是当时先民用来记录和交流其云象知识的文字。

有趣的是,甲骨文和金文“夏”字(图3.2.1.31-32),分别包含这两个纹样;从此字其它组成部分的进化谱系来看其总含义是,头戴羽冠的掌天文者观察太阳和云象。这当是指建立夏王朝的夏部族先祖们所世袭的职务,表明在商人看来夏人是专管云象的掌天文者。有的学者看到甲骨文“夏”字顶部“长发高竖”,而认为 “夏人的主要特征是‘头上长发高竖’”,其实,这高竖的不是什么“长发”,而是三羽冠;头戴三羽冠是古代掌天文者的普遍形象(杜金鹏 1994)。因此,甲骨文“夏”字表明商王朝把夏部族看

作是以专管云象的掌天文者,他们祭祀“帝云”和云神其中也包括有夏人先祖。因此,有

的学者说甲骨文中没有记载夏代的文字,那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上述考古材料同甲骨卜辞的对证,还得到经反复验证而确证可靠古籍的《逸周书》

的印证。《逸周书·度邑》的记载“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表明周人还记得夏王朝得以在各部族激烈斗争中脱颖而出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即河洛平

原为中心的豫西地区距今5300-4000年的文化遗存,以连续突出云气图的大量而系统的遗

物、遗迹所确证的:有夏部族曾于此期间居住在这一地区从事过以云象观测为重点的天文历法实践,致力于发展有效的防洪治水措施,适应了当时中国气候逐渐进入洪水期而亟待防洪治水的关键需要,而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组织由方国走向王国、中华文明由初级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的主导力量。深入了解有夏部族的这一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是找到夏王

国诞生的文字证据、从而也是证实夏代之历史存在的关键。

如本书系第二卷第四册所述,王湾三期和附近龙山文化遗存同类陶器上出现的饰有“乙”形镂孔 (图3.2.1.17)所表现的数字卦组合“∧∨”,是派生甲骨文“雷”字的字根,而甲骨卜辞中的“雷”即雷神——梼杌,是《尚书·尧典》所说的“四凶”之一——鲧。《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颛顼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杜预注:”梼杌,谓鲧也”,”言梼杌,略举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则三苗在其中”。丁山考证: “梼杌者,当是雷电之神┅┅鲧即是夏后氏所传说的雷公。” 这个鲧,就是《尧典》和其他古籍所说的“禹之父曰鲧”。可见,鲧部族与王湾三期文化的渊源关系,也表

明有夏部族确曾居住在雒汭地区。

二、夏人当时记录大禹的文字揭示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

神话传说中的夏禹是不是历史人物?夏人有不有夏禹的文字记录?甲骨文中有不有夏禹的记录?这些是夏代文字材料探寻中的重要问题。在弄清有夏部族及其名号的渊源之后,接下来就应当追寻其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并从中探索这些问题。

疑古人士仅就一个“禹”字的考证而以所谓“虫”的臆测来否定他的历史存在,是出于对“禹”字起源的无知。上述记录大禹先祖——有夏部族当年在以观云测雨为重点的天文历法实践的数字卦记录,对夏禹族属和《史记·夏本纪》所载“帝禹封国号”——“夏”字的溯源,已证实了其祖族在豫西北的历史存在及其作为观云测雨、防洪治水世族为夏禹治水所提供的文化传统和知识背景。随之而来的以大禹为首的夏后氏在距今4000年左右于河南登封、禹县和偃师等地活动留下的数字卦原文字记录(图3.1.2),更是为

夏禹的历史存在提供了直接的文字证据。

      

《说文解字》载:“禹,虫也,从厶,象形。”甲骨文“厶”,即甲骨文“以”字(图3.2.2.13)。《帝王世纪》载:“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巳”, “修巳┅┅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国语·鲁语》载帝舜对禹“赐姓曰姒”, 《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列子·黄帝篇》载夏后氏 “蛇身人面”,张富祥(2005)考证:“‘禹’解释为‘虫’,当是借‘禹’为‘巳’┅┅禹之名实出于十二辰名的‘巳’,‘大禹’即‘大巳’”等,其中所说之巳、姒、苡、蛇、虫、龙字所源的卦象文字或甲骨文字都近似于云字(图3.2.2.17-22),从而实质上都是在说大禹出身于以云象观测为重点之统掌天文的世族。正如赵诚(1988)所说:“从甲骨文来看,龙当是一种身体较长、形体似蛇的爬虫类动物。┅┅可能保留了原始龙的意义。”原始龙的意义,就是指“惊蛰始动”之地虫所标志的春种时令的物候,最受史前先民重视,而同二十八宿的苍龙六宿“春分登天”的星象相合,故各地先民以卷体玉龙的形象来传授这种物候时令知识。由此看来,甲骨文的”虫、蛇、龙”确实是可相互通用的(图3.2.2.13,21-22)(本书第七卷第二册对此有详述)。这意味着,即使《说文解字》的“禹,虫也”,在甲骨文中实为 “禹,龙也”;而在《易·系辞》所载的“云从龙”的传统观念看来,禹还是归属于以云象观测为重点之统掌天文的世族(图3.2.2.23)。
《国语·鲁语》载:“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左传·昭公29年》载:“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丁山(1989)考证:“九土”即为“九州”,禹的功绩就在于“禹平水土,划为九州”;“句龙”虚名“九龙”,即屈原《楚辞·天问》的“虬龙┅┅九首”,由此顾颉刚(1982)、田昌五(1986)、陈立柱(1997)和他都认为“禹即句龙”,而且他从对几种形式的金文“禹”字(图3.2.2.13-16)的考证中发现:就金文最晚的“禹”(图3.2.2.16)“形言,其字实‘从虫,从九’,天问的‘虬龙┅┅九首’,正是禹字本义。”这是一个很精明的发现,果然在夏朝建国前后的夏文化遗存中连续出现了用数字卦“写”的 “九首虬龙”的卦象文字(图3.2.2.1-12)。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的发掘者以考古材料对证古籍有关记载确证:河南禹州瓦店和登封王城岗晚期龙山文化是早期夏文化,瓦店第三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2-前18世纪,正值夏代启始年代公元前21世纪的前后;王城岗遗址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的年代正处于夏代的中期(F287,F286)),其所出明显由早期甲骨文数字“九”组成的卦象文字,正表明其处于史前古数字“∨”向甲骨文数字“九”的过渡之中。夏人如此慎重地将古数字“∨”改造成这样的过渡形态,并配之以龙或云形的象形符号,显然就是在刻划大禹的“九龙”名号。夏人创作的这个前甲骨文字 “九龙”流传下来,在甲骨文中就规范化成古数字“∨”与龙或云形的象形符号组合成的早期甲骨文“九龙”字(图3.2.2.21)。这些记录大禹名号的夏代前甲骨文文字和商代早期甲骨文字,是夏禹作为治水之王的现场记录和早期历史记录,是大禹伟大功绩的直接证据,也是夏代前甲骨文和商代甲骨文中确有大禹记录的直接证据。

夏人为何用其改造的前甲骨文“九”字与龙或云形的象形符号创作大禹的“九龙”名

号?从他们刻划的这8个前甲骨文“九龙”字的造型(图3.2.2.1-8)来看, 其中的“九”字来源于史前各地通用的夏至方位数字卦“↓(∣∨)”,也是黄帝部族推行的“数以九纪”的要义之所在;在该字的有些造型中还将冬至方位数字卦予以配对(图3.2.2.3),如上所述,这是黄帝部族历来强调其历法体制的文字,早已在传统上成为统掌天文者——以往的氏族部落首领、当时方国联盟之王的象征。图3.2.2.2-3的这两个“九龙”字,分别刻划在王城岗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同一件陶簋标本WT8H33:8的底部和器耳上,其发掘者写明:“特别是在比较完整的一个器耳外鼓面上刻划一个蝉形纹。蝉的双眼系用泥塑制的两个小圆饼粘结而成,形象相当生动。”(F286)这个“蝉形纹”即使是“蝉”,在夏人看来也是“虫或龙”,而这精心制作的“双眼”之间正好形成一对上下对偶的二至方位数字卦,再配之以下面的云形纹,便把他们对大禹“九龙”形象的敬仰生动地表达出来。二里头遗址二期出土的陶爵的器耳外鼓面上复制了这个“九龙”形象(图3.2.2.4),图3.2.2.5-6的两“九龙”字美术体刻划在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陶器龙纹上,一是呈鸟羽纹,另一是“龙爪纹”(F329),二者都画有数字卦“↓”的“九”字的美术体; 其第二、三、四期陶器是刻符中还有两个刻符由数字卦“↓”的“九”字组合而成(图3.2.2.4,7-12),其构形与上述瓦店和王城岗各自出土的那个刻符(图3.2.2.1-2)相似。因此,这样已近于规范化的文字刻划不是一般的纹饰;夏人如此精心地将这个数字卦“↓(∣∨)”图案化改造成前甲骨文“九”字,配之以龙或云形的象形符号,显然是以此为其族号和徽来表明:夏禹是以观云测雨、防洪治水为重点的統掌天文之王。随着当时气候波动至洪水期,有夏部族和共工部族的世代贡职的重点,便由观云测雨而逐渐转向到防洪治水方面来,由此才使距今4000年前后洪水期间,以大禹为首的有夏部族与共工部族之间在治水之上展开的“疏与堵”的生死搏斗,直接成为中国第一王国诞生的奠基礼。

学者们已注意到,甲骨文中有类型繁多的“龙”字(图3.2.2.21,23-24),以为是“殷商时期人们┅┅对龙的充分想象与描绘,┅┅说明了古人对龙的重视,因为动物中有角的兽很多,然而,文字中的描绘却极其简略,如牛、羊┅┅”(俞美霞 1970)。其实这种区别正好说明,甲骨文中类型繁多的“龙”字,不是在描绘动物,而是在记录某个部族中世职于观云测雨之氏族的名号,因而其加在龙纹之上的每个“头饰”符号实为其所在部族的族徽,如龙纹头上加高辛部族族徽数字卦“一∨”的龙字(图3.2.2.23)就是指高辛部族中世职于于观云测雨之氏族。同样,龙纹头上加有夏部族族徽数字卦“∨”的龙字(图3.2.2.21)就是指有夏部族中世职于于观云测雨之氏族——以禹为首领的夏后氏。因此,这个龙字就是甲骨文记录夏禹的文字。

殷墟所出甲骨文材料中就有记录夏禹为“九龙”的卜辞。下表所示就是从饶宗颐、沈建华(1995)所编《甲骨文通检》中抄录的几例。从这几例可看出,商王朝尊夏禹为重要天神,以鼓祀、小示、大示等多种祭典予以祭祀,甚至认定其可设奖惩以示其神威。可见甲骨文献中确有夏禹的记录。

 

三、夏人及其有关部族记录其活动的文字

二里头文化居民使用的陶文中有些在构形上与甲骨文很相似,特别是用于数字卦的十进制数字,除数字九以外,其余完全相同(图3.2.3.1-2),而上述“九龙”的“九”字正处于由史前的数字 “∨“向甲骨文“九“字的过渡状态中, 这证明史前十进制数字系统通过夏代十进制数字系统,才进化成了商代甲骨文的十进制数字系统。数字系统是整个文字体系起源和进化的先导, 在转变中的数字系统的带头之下,史前各地地方性数字卦原文字群继续在夏王朝主导下的中原汇集起来,在逐渐的规范化中向甲骨文字体系演进,以致在二里头随机发现的陶文中大多数刻符,都能在其后的甲骨文字中找到其构形相似的字符(图3.2.3.3-4)。

 

                 
1.二里头陶文张光裕 1980F329
2.甲骨文数字
3.二里头陶文张光裕 1980
4.甲骨文字

3.2.3 二里头陶文与构形相似之甲骨文的比较(张光裕 1981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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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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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二里头出土的数字卦及其图案举例F329    

 

二里头文化居民仍习惯于使用数字卦文字。除用龙和云的图像和图画文字外,大都

用数字卦文字作标志,如处于夏代早期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一期遗存,出土陶罐标本

“VIIIH53:12”腹部有一 ‘Y’形符号”,同各地仰韶文化遗存出土的“Y”形符号一

样,是数字卦“∨∣”(图3.2.4.21);其二期遗存出土陶鬶标本VT101(4):14“耳饰简单兽面纹”呈“W”形,当为古数字“∨∨”组成的相当于甲骨文“山”或“火”字的数字卦(图3.2.4.14-15、20);其同期墓葬所出陶盉标本IVM14:6“鋬面有三条线划纹,上端划二个斜十字,斜十字下面饰两个圆泥饼,泥饼下三角形划纹”,其图示可见呈古数字“××∨”组合,相当于八卦之乾卦;另一陶盉标本IVM18:7“耳饰划纹”,其图示可见呈古数字“×∧∧”组合,相当于八卦之艮卦(图3.2.4.16-17)(F329),还有两个墓葬M22和M8随葬陶盉耳鋬也分别刻划有数字卦“三亖二”和“∨∨”(图3.2.4.14-15)。其它的很多器物上都刻划有数字卦及其图案画(图3.2.4.1-23)。可见当时夏代都城居民是把这些数字卦作标记器物某种属性的文字在使用。其中就有直接标记其夏人的黄帝部族或有夏部落属性的。

(一)这两件绿松石铜牌上的数字卦“∧χ∨”图案及直接刻出的数字卦(图3.2.4.1-2,5-8),与本书第二卷第三册所述黄帝部族有熊国所属部族的共同标记一样,突出黄帝“数以九纪”,强调冬、夏二至方位数字卦、即《易·系辞》所载的“乾、坤”二卦,将其与龙纹相配,显然是用来表明其作为黄帝后裔专掌观云测雨、防洪治水之重任的尊贵地位;也是宣示其以观云测雨、防洪治水为重点之天文历法体制的崇高地位。考古学家们看出的“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的特有器物,牌饰上的图案表示龙,┅┅铜牌饰上部的曲头状V字形纹是象征龙的神威的徽章等”,实际上就是大禹部族的“九龙”族徽。

(二)只要看过二里头遗址出土材料的人都会为其中多种多样的云纹而留下深刻印象,

其中随便拿出几个例子(图3.2.4.3-4,9-13),就可看出夏人标榜其先祖曾主管过云象观测以防治洪水的荣耀,如三期墓葬M3随葬的铜戈“锋和刃部较锋利┅┅内后部铸有凸起云纹,纹间槽内可能镶崁有绿松石,此戈制作精细”(F329),细看此云纹:既同上述有熊国流行的“云彩”和“云”纹相同,也同甲骨文、金文“夏”字相似。可见,这个云纹实际上就是“夏”字的图案画,即组成“云彩”和“云”纹的这两个数字卦的图案画。因此,这件代表当时最先进武器的铜戈,其执掌者必在夏王朝处于特殊地位;其墓葬于1号宫殿基址附近、墓室显贵且“随葬品相当丰富”而贵重都显示其位高权重(F329241),如此一位夏王朝重臣携带如此精美而显示其高贵身份的铜戈,铸上这个正在由数字卦向甲骨文转变中的“夏”字是理所当然的。当时呈“云彩”和“云”纹的数字卦正在向甲骨文“夏”字转变,其它同类纹样(图3.2.4.9-10,12)就体现了这种转变趋势。与上述揭示夏部族属性的王湾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数字卦一起,它们也是证实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

文字史料。

(三)《易·系辞》的“云从龙”,记载的是夏人将对其先祖云气观察的崇拜神化成龙形象以来的习俗。二里头遗存中的龙图案,与陶寺遗址中的龙的蛇形象不同,是云的形象,即数字卦“云彩”和“云”纹的夸张(图3.2.4.4,11,13)。如果说甲骨文、金文“夏”字是数字卦“云彩”和“云”纹的成熟文字化,那么,龙的云形象就是数字卦“云彩”和“云”纹的进一步图案化,从而是夏人神化其部族属性的艺术形象。因此,二里头遗存中的龙的云气形象图案,作为最早的这类龙的形象图,也是二里头文化居民之夏族属性的写照。

 

 

 

(四)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些数字卦(图3.2.4.14-28),在其进化谱系上与各地各期

文化遗存的数字卦和象形文字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中夏人最强调的其黄帝部族和夏部族属性的数字卦,同姜水和渭水流域先后兴起的炎帝和黄帝部族,如北首岭、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半坡期居民使用的数字卦的同一性(图3.2.5),反映了二里头文化居民以共同的文字而享有炎帝和黄帝部族历代发展中所积累的丰富文化遗产,并通过行用共同的文字而与其同期各地的黄帝部族所主导的氏族部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1.二里头遗址中反复出现作为神农氏炎帝标志的“W”和“M”形数字卦(图3.2.4.15,20,23,27-28),既显得其同“姜水成”的炎帝(图3.2.5.10,14,31-35)有渊源关系,以致《世说新语》载“大禹出于西羌”;又透露出其同城头山古城为中心神农氏炎帝留在江南的后裔之间的密切联系(图3.2.5.1-10)。因此,在熟悉西山古城建设经验的同时,夏部族也掌握了城头山古城规划和建筑的技术和经验,以致二里头遗址与二者城址的功能分区相似,将遗址分为中心区、一般居住活动区、墓葬区手工作坊区;其中心区又分为宫殿区、贵族居住区、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董琦 2006)。二里头文化中这些来自南方的神农氏炎帝后裔部族之文化因素,由其上标记的族徽——“M”形数字卦而显示出来

《国语·郑语》载:“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也”。作为神农氏炎帝后裔的祝融部族,世职于天文历法事务,曾贡职于历代入主中原的方国联盟之盟主的火正。包括昆吾氏族的该部族后裔曾贡职于夏王朝,已由他们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留下的族徽——“W”形数字卦所记录。

2.二里头遗存的‘Y’形数字卦(图3.2.4.21),既表明夏部族享有半坡、姜寨等遗址(图3.2.5.16,18)居民探索铜器制作技术的遗产,也暗示他们吸收了大地湾四期居民规划和建筑具有“四阿重室”雏形的准宫殿式大型房屋的技术和经验(图3.2.5.21)。在熟悉西山古城规划和建筑经验知识的基础上,他们把城头山城邑规划和建设的经验同大地湾四期居民规划和建设准宫殿的经验加以结合和提高得如此巧妙,使得二里头遗址中的宫殿群及其配套的宫城的规划和建设到达王国都城规制化的高度。正因如此,赵芝荃(1986)对二里头1、2号宫殿的考证发现:1号宫殿的“形制和结构应与第2号宫室相仿┅┅形制与《考工记》所记的‘四阿重室’相同”; 杜金鹏(2005)对二里头4号宫殿的考证中发现: “二里头宫城内宫殿建筑东西成排、南北成列┅┅4号宫殿与2号宫殿┅┅具有共同的南北中轴线”。由此看来,数字卦“Y”是一个部族的名号,该部族同黄帝部族、高辛部族一样原来居住在泾渭流域一带,世职于建筑、金属方面的手工业,后来响应夏禹“求贤人”的召唤,来到夏王都为夏王朝作贡献而留下其族徽——“Y”形数字卦。从这个部族的数字卦名号“Y”同甲骨文“羌”字的相似性和这个数字卦的地理分布与甲骨卜辞所载羌人部族的地理分布的一致性看来,这个史前以数字卦“Y”为名号的部族原来就是夏商周时期之羌族的祖族。饶宗颐等(1994)在甲骨文地名考证中指出:“羌方┅┅各期卜辞均见之,与殷之交涉最为频繁,羌戎与夏似有不可分之关系,近年考古所知,商之西北,分布满辛店文化,与晁峪、石咀头类型,可能即属于羌人部族。殷与羌之斗争,旷日持久,终至于殷之亡。” 《诗·商颂》“禹敷下土方”,土方、羌方、鬼方与夏族结盟,是商的敌国。徐中舒(1979)说夏王朝“以羌族为主建立”。这个数字卦在二里头遗址中的出现,对此提供了当时的文字依据。

 

3.二里头遗址中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先生着夏王国拥有当时领先世界的青铜冶铸技术,在其先夏文化中看不到其铜器技术基础的情况下,他们何以在短时间内就把其青铜器技术发展到如此高度?只要看看夏部族使用的数字卦同半坡、姜寨、林家等遗址居民的数字卦的同一性, 就可看出:夏部族不仅享有半坡、姜寨等遗址(图3.2.5.16,18)居民探索铜器制作技术的遗产,而且同最先掌握青铜器技术的林家遗址居民有着非常频繁的文化交流,其间流行的常用数字卦完全相通(图3.2.5.22-30),连距今5300-4800年中原地区记录 “云彩”和“云”的数字卦图案,也成为主要彩陶纹饰之一——其发掘者所称的 “三趾爪状纹”而出现在远在在甘肃东部的林家遗址陶器上(图3.2.5.27-30)(F196),表明当时两地的文化交流之深透。正是通过如此透彻的文化交流,夏部族充分吸取了西北地区青铜文化居民(包括上述羌部族)发展青铜器技术取得的领先世界的成就,并将其提高到新的发展阶段。

二里头遗址以外各地分布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也有数字卦及其图案来显示其在夏后氏部族主导下的文化属性。如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居民使用数字卦的情况与二里头很相似,其中的数字卦“ㄒ”(图3.2.6。1),既同贾湖文化和半坡文化的同形符号相同,也与甲骨的代表神的文字相同,表明甲骨文中的这个字就是经过夏文化由上古原封未动地流传而来;其中的数字卦简体“∨”(图3.2.6.2),被其发掘者称为“羊角形”,其实同二里头铜牌饰上的“∨”形符号一样,是代表九龙而尊称夏禹的,与此相伴随的是诸多云纹(图3.2.6.7),同二里头遗址一样也是用来宣示夏后氏是世职于观云测雨的掌天文者;其中的“雕花骨器┅┅制作精细,┅┅一端雕刻主题花纹,即横刻二道浅弦纹,在两旋纹间阴刻由椭圆纹、曲尺形及勾连渦纹组成的连续对称的花纹”(F3.2.6.3-6)(F314),这主题花纹为“∧”与 “∨”相对偶,即冬、夏二至数字卦简体,也就是黄帝历法标志,其间这些都是云象纹,所描绘的还是表明夏后氏是属黄帝嫡传的世职于观云测雨的掌天文者;“∧”与 “∨”的对偶也刻划在陶琮上(图3.2.6.8),显示其用来测影定时之功能; 数字卦“××”刻划在陶杯把上(图3.2.6.9),也表明这里同二里头一样也有属于这个名号之部族的人;把早期数字卦“三二二”刻划在骨器上(图3.2.6.10),表明这里仍有上古遗俗。

处于豫东的王油坊遗址出土陶器上刻划的数字卦 “∣×”,竟与豫西煤山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数字卦相同(图3.2.6.10,14);同处豫东的杞县段岗遗址陶器上突出“∨”的蝉纹和山东城子岩城址出土陶文的类早期 “九“字形(图3.2.6.12-13),都与豫西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同形符号相似;与西南山区淅川下王岗遗址同期遗存出土陶文(图3.2.6.15)在二里头陶文中(图3.2.1)也有同形者。这些类同实例表明,分布于各地的二里头文化,确由夏王朝所主导。

这些已发现其族徽的部族,加上本书系第二卷第四册所述的高辛、共工等部族,都在二里头文化中融合起来,既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的过程,也是炎黄部族各支部族空前大融合形成华夏民族的过程,更是各地方性数字卦原语言文字空前大汇集而加速实现统一化的过程。同二里头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相对证,《吕氏春秋·求人》所言“禹东至榑木┅┅南至交趾┅┅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北至人正之国┅┅犬戎之国┅┅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确非向壁虚造!

夏王朝通过数字卦文字作媒介开展跨时空文化交流而集当时各地先进科技之大成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证实了,二里头城址确系夏王国中晚期都城;其以宫城环绕的宫殿群为中心的城市与其同各地开展文化交流的数字卦文字一起,标志它是夏代全国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以其为国都的夏王朝已主导其全国各地族团正式进入王国文明社会。至此,为入主中原而展开激烈争斗的禅让制方国联邦文明已成为过去;从此,以鼎立中原之世袭制王朝所主导的王国文明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而宣告中国成熟文明时代的到来。与此相应地,由各地汇集起来的数字卦原文字规范化进程从战乱不稳定的局面中解脱出来,近入长期稳定加速发展为成熟象形文字以至甲骨文字体系的轨道。

     四.夏王朝统辖的区域

继上一章列举的夏禹祖族——有夏部族及其同代本族——夏后氏族与其相关部族当时记录其活动的文字材料之后,这里进而考察几类学界已肯定为夏代器物、特别是二类标志性器物上的文字(图3.2.7)。

(一)一类标志性器物是封顶陶盉。起源于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这类陶器,在其流行的早期(公元前2400-1900年),在有夏部族居住地区就有将其制作成雄鸡形、甚至在其口部安装鸟形盖的习俗,如迄今发现的最早标本,矬李的H23:4、瓦店的H28:12(图3.2.7.1)、小潘沟的H60:2,都出自有夏部族居住的王湾文化分布地区,其造型都像雄鸡,而且有的还有鸟形盖。这种习俗一直流传到龙山文化晚期以至二里头文化中。有夏部族如此制作和使用这种灌器的事实,正好对证《礼记·名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彝),殷以斝,周以黄目”的记载。有鉴于此,邹衡(1980)指出:用盉与用斝分别代表了“夏、商两种文化的不同礼俗”,“灌器中夏器鸡彝的认定,对于在考古学上夏文化的确定自然是一项有力的证据”。不仅至此,更重要的是,这些器具上大都刻划有夏后氏的族号或族徽——“九龙”的数字卦或其图案,包括杜金鹏(1992)多次提到的盉鋬上所饰的“双乳钉及人字形刻划纹”。正如上所述,当时夏人用夏至日出入方位数字卦简体“∨”或其向甲骨文“九”字过渡形态,配合由云象纹演变而来双眼虫纹或兽纹来标志大禹为首的夏后氏,如二里头所出陶盉上的“双乳钉及人字形刻划纹”(图3.2.7.2-5),河南临汝煤山二期出土陶器盖纽突出双眼的兽面纹(图3.2.7.8-10),都是夏后氏贵族专用灌器上饰有的本族族号和族徽;杜金鹏(1992)提到的湖北宜都毛溪出土陶盉“鋬面刻划人字纹”(图3.2.7.6)、秭归朝天嘴出土陶盉 “鋬上刻人字纹”等,当为古数字“∨∨∨”组成的相当于“乾”单卦的数字卦;河南汝州李楼所出陶盉鋬上刻划的“∧∧∧∧∧∧”当为相当于”坤“复卦的数字卦,都有当地氏族对夏后氏所颁历法表示遵循之意。除了上述这些地区各地这期间遗存出土陶盉以外,杜先生还提到了河南永城王油坊、山西夏县东下冯、陕西临潼姜寨、湖北天门石家河和陨县大寺、安徽含山大城墩、上海马桥遗址第4层、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同期间遗存出土的陶盉。通过跟踪封顶陶盉在各地的分布,杜金鹏结论: “封顶陶盉是夏文化陶器群中最重要的器物之一”, “我们留意一下二里头文化早期封顶陶盉向周围地区的传播轨迹,就会惊讶地发现,它们在中华大地的发现与古籍中‘禹迹’的分布,恰好是重合的”,从而也是同《禹贡》“九州篇”所记录的九州范围相吻合的。因此,夏王朝统辖的区域范围,可由封顶陶盉向周围地区传播的范围来确定。

就像有夏部族尚封顶盉的习俗所导致的陶盉的礼器化是由夏代开启而兴起铜盉一样,有夏部族尚鼎的风俗也导致了圜底罐形陶鼎的礼器化趋势(王震中 2015),随之而来的便是最早的铜鼎出世,因而这类鼎器也必然成为夏文化的标志器物。与上述陶盉上的数字卦文字和图案相印证的,也有铜鼎上的前甲骨文字(图3.2.7.11),来补充上一章所述很多器物所刻划的数字卦文字。《夏商周断代工程》展出的这件夏代铜鼎(图3.2.7.11)上,从其照片来看,就饰有至少两组数字卦文字,其中一个类似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那个数字卦“∧χ”组成的“文”字,另一个相似于上一章所述的前甲骨文“九龙”。二者合起来,就是夏人对夏禹称呼“文九龙“,诸如甲骨刻辞或青铜金文中尊称其先王为“文武帝、文武丁、文考、文祖”一样”。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件铜铃(图3.2.7.12)在数字卦简体“∨”图案环绕的中心,标记夏人广泛使用的十字形甲骨文 “甲”字,是甲骨文“龙甲”的母型。可见,当时夏代居民普遍把数字卦及其向甲骨文过

渡的前甲骨文字作标记器物某种属性的文字使用。

 

 

 

(二)另一类夏文化标志性器物是考古学家们所称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表3.2.7中列举迄今发现的16件中已明确出土遗址的7件(图3.2.7.13-19)。王青(2004)把“眼上为弯月眉及T形冠,眼下有表现口部弯弧线”的铜牌饰定为A型,其中以“圆形眼”的二里头M4:5(图3.2.7.13)分为Aa 亚型;以“梭形眼”的二里头M11:7(图3.2.7.14)等为Ab 亚型。可看出,每对弯月眉和口部弯弧线,都是夏至日出入方位数字卦简体“∨”的图案,配上其间飘浮的云象纹所环绕成的龙纹,同上面的前甲骨文“九龙”字一样,是以夏禹为首之夏后氏的族号和族徽;而T形冠实为由贾湖文化到半坡文化一路流传下来卦象文字 “ㄒ”,而直接传入甲骨文“神”,则是把“九龙”尊敬为“九龙”神,如同商人对其先公先王的名号都配置以“ㄒ”而尊为神一样。

王先生(2004)把“弯月眉较宽,眼下有明显表现鼻和须的纹饰。眉以上为鳞甲纹”定为B型,其中以“圆眼型”的二里头M57:4为Ba 型(图3.2.7.15)为Ba亚型。其中这对弯月眉和每块鳞甲纹上的V形边,都是夏至日出入方位数字卦简体“∨”的图案,配上双眼及其下的须——云象纹,也同上述前甲骨文“九龙”字一样,是以夏禹为首之夏后氏的族号和族徽。

王先生(2004)把“眼为多层,眼以上也有多层几何形纹饰”定为C型,其中以“圆眼型”的三星堆真武87GSZJ:36和87GSZJ:16(图3.2.7.16-17)为Cb 亚型。其中每层双眼以上的几何纹实呈V形,显然都是夏至日出入方位数字卦简体“∨”的图案,配上其间环绕的云象纹,也同上述前甲骨文“九龙”字一样,是以夏禹为首之夏后氏的族号和族徽。

王先生(2004)把高骈出土这件说为“表面布有几何形纹饰”(图3.2.7.18),把天水这件说成 “羊首纹”(图7.2.1.19)。其实,这些几何纹同上述“鳞甲纹”一样,每个都有V形边在上, 即夏至日出入方位数字卦简体“∨”的图案,配上顶上的云象纹、低下的圭形纹,还是表示对夏后氏以观云测雨为重点的掌天文者权威的遵循。只需同上述高阳部族在豫西冀中地区传播的“昴宿”授时图相对照,就可看出其“羊首纹”实为“昴”宿图案;而其下则与上述Ab型中的龙图案相同,因而也是表示对夏后氏以观云测雨为重点之掌天文者权威的尊从。

由此看来,所有这些铜牌器同上述封顶盉一样,是夏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其上各种纹饰的主题都是以夏禹为首的夏后氏的族号和族徽——“九龙”,其中类型的基本区别是:夏后氏族人将“九龙”族号和族徽神化成始祖雄龙(圆眼型)与始祖雌龙(梭形眼);属夏王朝管辖的非夏后氏部族则各自添加表示尊从“九龙”統掌天文、所颁历法之权威的纹饰,由此而产生不同类型的铜牌器。既然它们都标志有夏后氏的族号和族徽,那么,铜牌器与封顶盉的地区分布应当是重合的。这些铜牌器都如此突出史前九字“∨”和龙的形象,以致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出:“B型牌饰要表现的显然是龙。┅┅文献证明龙是夏人的祖先神,这与我们把B型牌饰的寓意解释为龙基本吻合。《史记·五帝本纪》有 “天降龙二,有雌雄,┅┅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可见龙是有雌雄之分”, “李学勤和叶万松等先生把Ab型牌饰解释成龙或虬龙”(王青 2004)。因此这些铜牌器明显以“九龙”作夏禹为首之夏后氏族名和族徽物证群,印证了本文上部所论证的前甲骨文 “九龙”进化成数字卦“∨”和龙形符组成的甲骨文“九龙”、再进化成金文大禹之

“禹“字的过程。

封顶陶盉和铜牌器的时空分布所核实的夏文化和夏王朝统辖的九州盛况,配之以当时独一无二的二里头遗址的都城文明规模和内涵,都显示以其为国都的夏王朝已主导华夏民族正式进入王国文明社会,其统辖的区域就是《禹贡》“九州篇”所载区域(邵望平 1989)。

五、夏王朝的存灭时间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主持者——许宏(2005)看来,迄今学界基本认可:“豫西王湾三期文化之后的“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最有资格担当‘夏文化’的称号,但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状况而言,我们将这一与夏纪年大体对应的历史时期(公元前2000-前1500年)称为‘夏代’。┅┅我们只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未掌握可以确证夏文化的考古学证据而已。”既然上述所有从各地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当时文字记录都确证“九龙”的前甲骨文字和图案是夏族的族号和族徽,那么,这个族号和族徽在这些遗存中的存灭时间就可为确证夏文化和夏王朝的存灭时间提供考古学证据。

正如图3.2.2.1-12所示,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第三期、登封王城岗二里头三期、二里头遗址第二、三、四期遗存中,都发现有“九龙”前甲骨文族号和族徽刻划在夏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封顶盉、簋和爵上。据其发掘者断定,瓦店第三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200-前1800年(F287),其中间值与“新砦期遗存”的年代相当;登封王城岗二里头三期遗存陶簋上刻划的夏族族号和族徽正好将瓦店三期与二里头二期接轨(F286);二里头二、三、四期,特别是三、四期遗存中刻有 “九龙”族号和族徽的封顶盉和爵反复出现较多,在二里头四期之后的二里岗文化层再也不见不到这个族号和族徽。这表明,瓦店三期后段、王城岗二期到二里头二、三、四期属于夏代,其二里岗下层则已进入商代。瓦店三期后段的公元前2000年后的100年,加上二里头文化从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所经历400年(F329),就是夏族族号和族徽流行于世的近500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对证《竹书纪年》所载的“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无王,用岁471年”, 也不仅可以明确解决二里头四期是属于夏代还是属于商代这个久议不决的问题,而且可依据这三个遗址的可靠分期断代对夏代存灭时间作出准确测定,还可对夏王朝早期都城在王城岗附近的阳城和中晚期都城在二里头的假说作出验证。此外,本研究还用另一类内证材料——先民用来传授河图洛书的有序穿孔甑形计数器由王湾一期进化到夏代的历史轨迹,来证明夏代的真实存在。因篇幅有限,这方面内容这里略去。

以上围绕追寻夏王朝史迹的四大焦点问题所揭示的文字材料,都是有夏部族至夏族历代留下的当时的文字记录。与本书系第二卷第四册所记商族历代留下的文字记录一样,夏族历代留下的这些文字记录,都是用前甲骨文字刻划的,都处于数字卦向甲骨文进化的过程中,因而,这两个重要部族发展成王朝统治者的历程都见证了数字卦向甲骨文进化的过程。尽管夏代不曾像商代中晚期那样用甲骨作其文字的载体,但夏族历代留下的前甲骨文字和甲骨文记录在上述四个焦点问题上对夏王朝史迹的确证就表明,夏史信史化的文字关已经突破。既然坚冰已经突破,航程已经开通,那么,夏史成为信史的目标就一定能达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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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 中国古代神話与宗教考, 文艺出版社, 1988年,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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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99. 偃师二里头[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406。

 

来稿作者姓名:邓宏海

工作单位:加拿大易经学会

职称:加拿大易经学会会长,阿尔伯达大学客座教授

邮寄地址和邮政编码:10939-38 Ave.  Edmonton, AB  Canada T6J 0K6

电话;780 438 1345, 国内手机:13126911039

电子邮箱:hhdeng@shaw.ca

 

 

 

 

 

 

 

 

 

 

 

 

 

 

 

 

 

 

 

本文插图按其先后顺序附后:

 1 2  3 4
西山F206 大河村(F142 后庄王(F143)
 5 6 7  8
点军台(F147) 北刘庄(F152 郑窑(F302
 9 10 11 12 13
郑窑(F302 王城岗(F286 瓦店(F287 李楼(F300
14 15 16 17 18
王湾(F216
19 20  21 22
鲍家堂(F205 洛丝潭F151 大寒南岗(F208
23 24 25 26
51.下潘汪(F218
 27  28  

  29

 

 30

31  32
百家村(F221) 甲骨文云、云彩 甲骨文、金文

3.2.1.距今5300-4800年中原各地流行的云气图举例及其派生的甲骨文字

 

 

 

 

 

 

 

 

1 2 3 4 5  

7

 

8

6
瓦店三期(F286) 王城岗二里头二期(F287) 二里头二期 二里头三期(F329)
9 10 11 12
二里头三期 二里头四期
 13 14 15 16
金文 17.甲骨文“蛇、它 18.甲古文“以“字
   
19.甲骨、金文 20.甲骨、金文 21.甲骨文字甲型 22.甲骨文
 
23.甲骨文字乙型 24.甲骨文中其他类型的

           3.2.2 早期夏文化遗存的刻划符号与甲骨文、金文字相关文字

 

 

3.2.1 甲骨卜辞中有关夏禹记录举例

记录夏禹为“九龙

甲骨卜辞

引自甲骨编号   H11

34386

H10

32439

T

2414

4233

T

2414

4233

    

 

 

 

                 
1.二里头陶文张光裕 1980F329
2.甲骨文数字
3.二里头陶文张光裕 1980
4.甲骨文字

3.2.3 二里头陶文与构形相似之甲骨文的比较(张光裕 198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3.2.4.二里头出土的数字卦及其图案举例F329

 

 

1 2 3  4  

5

彭头山(F44) 高庙(F67) 城头山(F256) 杨家湾(F185) 王湾二期(F216)
6 7 8 9  

10

朝天嘴(F71) 高庙(F67) 城头山(F256) 关庙山(F183) 百家村F221
11 12 13 14  15
北首岭F61 半坡F92
16 17  18 19 20
半坡F92 姜寨F93
21 22 23 24 25
大地湾四期F58 林家F196
26 27 28  

29

 

30

林家F196
31 32 33 34 35
西山F206 大河村F142 洛丝潭(F151) 大正集F208 大寒南岗F208

3.2.5 二里头数字卦的渊源及其图案举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东下冯(F314
11 12  

13(张光裕 1981

14 15
王油坊(F290 段岗(F291 城子岩 煤山(F288) 下王岗(F90)

3.2.6 二里头遗址以外的二里头文化数字卦及其图案举例

 

 

 

 

 

 

 

 

 

 

 

 

 

 

 

 

 

 

 

 

 

 

 

 

 

 

 

 

1 2 3 4 5 6

(杜金鹏 1992)

瓦店(F287 二里头F329(杜金鹏 1992) 红花套
7  8 9 10 11  12
李楼(F300 煤山(F288 夏代* 二里头F329
各地二里头文化遗存出土刻有数字卦图案的器具举例
13.二里头M45 14.二里头M117 15.二里头M574 16.

三星堆真武85GSZJ36

17

真武85GSZJ16

18高骈 19 20
三星堆 天水 纽约展出
                        夏代镶嵌铜牌饰(F329,王青2004                       

3.2.7 各地夏文化遗存出土的夏史物证举例

*资料来源: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简介(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