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史前史“？
写在《中国史前史》第一卷英文版出版首发之际
邓宏海
本书系原为《中国科技与文明的起源和进化》8卷32册，是直接对应李约瑟的《中国
科技与文明》7卷34册而命名，为破解其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
撰写。为其适应中国读者 ，李约瑟这套书的中译本总标题是《中国科学技术史》， 与其相应地
，我这套书也命名为“中国科技与文明起源和发展先秦史”， 意在还原中国秦朝以前的科
技与文明史。后来考虑到学界已习惯用“先周史”、“先商史”来概括周朝、商朝先王、先公
的历史， 就感到“先秦史“作总标题有不准确之嫌， 便最终以国际学界通用的”史前史“范
畴，将本书总标题定为”中国史前史“， 以填补世界史前史关于中国记载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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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敢以“中国史前史“为这套书的总标题，是由于她确实实现了管子、老子以来
历代爱国学者整修三皇五帝三代史，以填补世界史前史关于中国记载之空白的心愿。远的
这里不说，就说现代西方人类学、考古学引进中国以来的一系列爱国学者为建设新古史的
相继探索，就为此书系如此命名开辟了道路。其中贡献杰出者，如上世纪二十年代郭沫若
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 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及其提出”重建中国
上古史“的目标和原则， 上世纪八十年代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上世纪八十年
宋兆麟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秉琦等的《中国通史·远古时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学勤等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等， 正如孙祖初（1997）所
说，这些都是”重建史前史的艰巨工作“、都”代表了中国史前史学的进步“， 但都不能独当一
面代表整个中国史前史，迄今只有通过本书系的系统综合才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史前
史。其理由是否充分？自有各位读者评说，这里仅略述三点。
一．本书系实现了李济提出的重建上古史的三大目标
近百年来，不少学者为重建上古史做出了非凡的努力， 甚至有学者应用现代科学
方法把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新局面。其中最突出的有：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
代》，集中国神话传说之大成，对古籍所载神话传说作了最系统的文献学研究； 苏秉琦
、张忠培、严文明三位先生的《中国远古时代》，集中国百年来考古学研究之大成，对各
地史前遗址出土材料作了最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尽管他们两方面的研究都力求结合起来，
但终究是未能如愿。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尚未达到破解重建上
古史之重大课题的目标。这目标就是著名学者李济（1990）所归结的：“（1）如何把考
古材料本身联起来；（2）如何把它们与传统的中国史实联起来；（3）如何把它们与整个
人类史联起来。” 如何实现这三个联系的目标？是攻克重建上古史老大难课题的关键。
近百年来，不少学者为重建上古史做出了非凡的努力， 甚至有学者应用现代科学
方法把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新局面。其中最突出的有：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
代》，集中国神话传说之大成，对古籍所载神话传说作了最系统的文献学研究； 苏秉琦
、张忠培、严文明三位先生的《中国远古时代》，集中国百年来考古学研究之大成，对各
地史前遗址出土材料作了最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尽管他们两方面的研究都力求结合起来，
但终究是未能如愿。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尚未达到破解重建上
古史之重大课题的目标。这目标就是著名学者李济（1990）所归结的：“（1）如何把考
3
古材料本身联起来；（2）如何把它们与传统的中国史实联起来；（3）如何把它们与整个
人类史联起来。” 如何实现这三个联系的目标？是攻克重建上古史老大难课题的关键。
为何实现这三大联系目标是关键？譬如，数十年来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把五帝
时代作为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重点，展开了空前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但迄今所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推论的性质，距将其还原成信使恐怕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二者如何结合的问题没有解决，正如许順湛（2005）所指
出: “过去相当多的学者都把五帝时代视为传说时代，以传说为基点来研究五帝时代，研
究的结果还是传说，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资料不能为研究传说者所使用；同样，许多有价
值的古史文献也不能为考古研究者所使用。传说研究者、考古研究者各自我行我素，互不
结合，这实在是一大损失”。有关五帝时代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特别是对其正名、定位、
定性的问题，都需要在二者的密切结合下才能解决。如解决五帝是谁的问题，就要有证据
确定五帝与哪些考古学文化能具体对应， 明确五帝时代那些著名部族分别是哪个类型的
考古学文化；要给五帝定位，就得有材料证明五帝部族及其有关部族活动的具体地域和年
代；要给五帝时代定性，就得证明以他们命名的这个五帝时代究竟在传统历史和考古学文
化进化史上有何地位和作用。在古籍材料与考古材料的具体结合中解决这些问题，就像使
夏史成为信史所面临的问题一样（许宏 2005），关键就在于发现能够解读五帝史实的内
证性材料。这类材料与文献材料和常规考古材料有何区别？如何从考古材料中发现、发掘
、整理和应用它们？这些是力争实现重建古史之“三个联系”的目标，所必须解决的理论
和方法论问题。
本书是继这些先贤之后作出的新尝试。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不仅摸索到了将这三者
联系起来的研究方法——认识进化考古学，而且找到了将这三者有机结合的钥匙——三皇
五帝三代行用的“书契”（数字组合文字和图画文字）。作为认识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考古
出土标记材料，是先民刻划在各种器物上来帮助其记忆的标记，其进化谱系直通文字系统
；其记录、传递和贮存的信息，既反映各地各期物质文化的发展动态，也将各地各期精神
文化的成就积聚起来流传到文字系统。因此，各种标记材料的进化谱系正好是介于物质文
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信息媒体和联系纽带。作为史前中国标记材料之精华，数字卦和卦象
文字（数字组合文字和图画文字，即古人所说的“书契”）由其最简数字组合进化为甲骨
文的万年过程，为三者的精确结合开辟了新前景！为此，我希望本书的新尝试能尽早得到
广大读者的检验。我相信，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人来做这个新尝试的！
人们不禁要问：你这是怎么发现这种方法和“书契”钥匙的？开始我只是在深究：前
人为何不能将“三皇五帝”神话还原成信史? 王国维大师用甲骨文证据将商代传说还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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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的古史新证法，对我解决这问题有很大启发。他是用历代商王及其先公的汉文名字与
他们的甲骨文名字对上号的办法，来将他们的传说加以核实的。他由此得出的经验是：学
术的进步要靠由新发现来创建新学问。他的经验告诉我：要将三皇五帝三王的神话还原成
信史，就必须把他们的汉文名字同他们当时文字的名字对上号。这就要首先设法认识他们
当时的文字。自孔子以来的学者一直连甲骨文都没见过，更不用说认得甲骨文以前的文字
了，于是，就有了三皇五帝和夏代历史“缺乏文字材料”的状况。这就是近2500多年来，
即使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发展近百年来，历代学者都不能填补这些古史空白的根本原因。
在找到这个根本原因之所在的关键后，我就来探寻打开这个关键的方法和钥匙，一边
学国外考古学的前沿学科，一边自费收集整理430多个先秦遗址及其同期国外遗址的考古
材料，用来以百万年的时间跨度和全球视野，对中西原始文化进化到成熟文明的过程进行
系统的比较研究。在学习西方考古学前沿学科的方法中，逐渐摸索出将他们的认识考古法
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法相结合的认识进化考古法，用来将所收集考古材料中的标记材料，
即古人为帮助其记忆而在器物上留下记号的材料集中起来，按其类别和时空分布顺序加以
梳理而显现出由低级到高级以至成熟文字的进化谱系，从中就发现了中国境内近万年来数
字卦及卦象文字（数字组合文字和图画文字）由二进制到五进制、到十进制、再到前甲骨
文字直到甲骨文的进化谱系。一旦掌握了数字卦到甲骨文的进化谱系，我就将三皇五帝和
夏禹的甲骨文名字同他们的数字卦名字相对号，从而发现了他们部族的族号，并初步解读
了伏羲、神农和黄帝族团及其后续的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祝融、共工
、夸父、有夏等部族乃至唐尧、虞舜、夏族、羌族、夷族、商族和周族历代留下的原文字
记录及其他内证性材料。掌握了每个氏族和部族的族号文字， 就可用来实现“三个联系
”的目标：
1. 将考古材料联系起来： 把富集的考古材料，按各氏族和部族族号的时空分布联
系成各氏族和部族从起源到迁移、发展到鼎盛直至衰亡的历史发展轨迹，就实现了考古材
料的系谱化的有机联系，比目前通行的按陶器形制和纹饰来联系考古材料的办法精确的多
。以特定古数字组合的数字卦或卦象文字构成的族号或族徽，就像现代商家的招牌和名片
一样，是每个氏族、部族同四周氏族、部族结盟和交流的凭证，对每个氏族、部族的生存
繁衍至关重要而必备。如通过将其甲骨文名字与其数字卦名字相对号，就可发现古籍所载
的“伏羲以龙为官”的传说原来是以象地虫（地龙）的“Z”形纹及其图案画“之”字纹
为名号，神农氏炎帝的“农、火、山神”传说原来是以数字卦名字“∧∧”（古数字六六
组合）及其图案画“连山纹”为族号，蚩尤被贬为“灾害、邪恶”之神的传说原来是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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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卦名字“××”（古数字五五组合）及其图案画“卷虫纹” 为族号，黄帝族团被赞为
“以乾坤垂裳而治天下”的传说原来是以数字卦“∧∨”（古数字六九组合）及其图案画
“旋纹”为族号，共工所谓的“双手拱拜”原来是以数字卦名字“十十”（古数字七七组
合）为族号等。一旦发现他们之中的某个氏族、部族的族号，我就在所有考古材料中找出
标记这个族号的所有文物，并将它们按时空分布顺序排列成序，以掌握这个部族起源、迁
移和活动的历史轨迹。
2. 在发现各部族进化谱系和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将有时空定位的考古材料同有
文化主体定名、定性的古籍记载相对照，就可实现考古材料与传统史实的有机联系，进而
按其轨迹把相关考古实物证据链和文字证据链与古籍相关记载在对证核实中结合起来，得
到重建史前史的实物证据链和当时原文字及其相关内证性证据链，将三皇五帝三王的神话
传说返朴归真成以他们部族为首之族团的兴衰演替信史，其中包括三皇五帝三王时代的文
字、历法、科技发明、产业发展和社会组织及其相关部族的来龙去脉，如伏羲时代的大昊
、女娲、葛天氏，神农时代的炎帝、蚩尤、夸父氏，黄帝和五帝时代的轩辕、少昊、高阳
、高辛、唐尧、虞舜、有夏、共工、祝融、夏族、羌族、夷族、商族和周族等部族的起源
、迁徒、兴衰存亡的历史，从而在考古材料与古籍记载的对证中系统地证实了中华文明上
下五千年的历史。就这样，我把三皇五帝三王历代主要人物的传说，都在考古证据与文献
证据的结合中、在逻辑与历史顺序的结合中基本上还原成了信史。
3. 本书系依据的430多个先秦遗址及其同期国外遗址，凡处于同一时间坐标轴的遗
址都有其跨文化的可比性，由此中国史前史演进的每一步动态都有相应的国外遗址的考古
证据相对照，从而把中国史前史与整个人类史联起来。因此，在证实中华文明于十七世纪
之前一直持续发展领先世界的同时，也证实了中华先民对全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作出的前
所未知的伟大贡献，除了远古中国的四大发明——多种计算器、窑火制陶术、新石器制造
术和自循环农业之外，还有许多重大贡献：如中国史前流行的数字卦为古埃及圣书字、苏
美尔楔形文字、腓尼基字母文字、古彝文和甲骨文等世界各地古文字提供了共同来源；中
国的羌部族移民帮助欧洲先民创建其文明的基础——巨石文化；中国的鸟夷部族移民与地
中海边的腓尼基人融合创造了腓尼基文字和文明——古希腊文明的基础；中国的蚩尤部族
移民与西亚犹太祖族融合发展出犹太文明；距今2万至3千年间中华先民向美洲和澳洲的三
次大移民开创了那里的古文化和古文明；中华先民创作的十字纹、万字纹、五角星、六角
星、八角形、十角形、太极图等一系列符号和几何作图，流行世界各地成为各地宗教和各
国国旗的标志；中国的羌部族发明青铜冶铸术为世界青铜文明奠定了技术基础；中国的周
部族发明生铁和钢铁冶铸术为世界进入铁器时代奠定了技术基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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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书系基本完成了苏秉琦预定的中国史前史研究的主要任务
苏秉琦等的《远古时代》把远古史等同于史前史，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理论课题， 即“从考古资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 从而
解决好“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一是从猿到人， 二是从氏族到国家”。 而李济提出的
上古史包括了史前时代及夏商时期。还有人主张夏以前的历史可归于传说时代。《远古时
代》暗示传说时代只指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晚期的铜石并用时代， 也没把远古史与
原始社会史混为一谈， 还把有燧人氏的旧石器晚期纳入远古时代， 显得比“上古史
”、“原始社会史”和“传说时代”等提法的视野更开阔，但把国国家起源和早期发展中
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中期也纳入“远古时代”确为不妥。 所
以，我们把秦朝以前、即汉字成文史以前的中国史，统称为“中国史前史”是最科学的。
这既把上述所有这些时代的划分统括起来，也把国际学界公认的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同期
的“世界轴心时代”，作为史前时代到史后时代的过渡阶段而囊括其中。
本书系在《中国史前史》总标题之下，分为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首先包括头
四卷，分别按距今200万年、10万年、3万年和1万年的时间跨度，证实了球形器见证的中
国大地上“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和“从原始文化到成熟文明”连续不断的历史
，证实了授时工具、生产生活器具及其上的刻划纹见证的科技、新石器、陶器、农业和文
字的起源和发展史；第五至十一卷，分别按距今10000-7500年、7500-6000年、6000-4600
年，4600-4070年， 4070-2200年的时间顺序，证实了中华文明从伏羲时代起步、经神农
时代充实，到黄帝时代进入初级文明社会，再经五帝时代进步，到夏商周三代持续发展成
为成熟文明社会的过程。各论包括二十一卷，分别按精神文化生产手段的类型，论证了计
算工具、天文观测工具、定向工具、器具纹饰、几何纹饰与方圆术、形象图案与彩陶的起
源和进化过程。所有三十二卷，都通过跟踪各种人造器物与人类认识协同进化的过程贯穿
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如何把三皇五帝三代的神话传说还原成信史，一直是炎黄子孙们期待攻克的难题。
事实证明，通过认识进化考古学研究来实现“三个联系”目标，这个难题是可攻克的。本书
各卷将古籍记载的中国各族先民共同信奉的的神话传说及其相关人类学调查材料加以系统
化，按其神话传说 →商周祭典 →史前习俗的上溯顺序，将其神话传说一一加以追根溯源
，一直追溯到史前时代各期先民的习俗，以其每一习俗相关的考古出土材料之系统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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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物证据链的充分验证，来在历史与逻辑顺序的一致中将其返朴归真成信史，从而使对
中华文明的溯源能追踪到其最早的源头而还原其由起源到起步，再到初步直至成熟的历史
真相。由此， 本书系基本上回答了苏秉琦1980年明确提出的恢复中国古史的四个重点项目
：1. 中国文化起源问题；2. 中华民族形成问题， 3. 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4.统一多民族国
家形成和发展问题， 并基本上完成了他（1997）把所有这问些题归纳成的“中国文化和文明
连绵不断的奥秘和轨迹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两大主题。同时, 李约瑟
(1965)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难题；南怀瑾（2009）从“易经是中
国文化根源的根源”的立场出发提出的易源考古的一系列问题， 如“易经总结的文化思想、
哲学科学，为什么在上古时期就达到这样高的程度？所谓‘伏羲画八卦’的卦是怎么样画的
？是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画的？八卦是否就是中国先古文字的开始？”等， 也随之迎刃而解
了。更重要的是，本书系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提供了最充分过硬的历史依据和总结了最丰
富系统的历史经验，这些都是搞真复兴并防止以西化取代复兴所必需的。
三．本书系捍卫和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
本书系依据国内外空前富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 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与两百万年来中国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仅证明、捍卫和更新了唯物史观的
劳动创造人的原理、人类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及其决定因素的原理， 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起源原理， 氏族发展到民族和国家的学说，文明三要素理论等的普适性和创造
性理论思维是科技领先前提之理论在中国的特殊适应性； 也不仅以考古出土、人类学调查
和古籍记载相结合的实物证据链和文字证据链， 填补了三皇五帝夏史空白，充分证实了体
现这些原理的中华文明三要素早于西方起源和发展而持续上下五千年发展的历史，充分证
实了中华多民族由同祖共源原生发育成世界最大民族共同体及其组成拥有世界最大疆域之
大一统国家的历史； 而且验证了中华文化两百万年根系和万年文明起步的历史和逻辑必
然性， 验证了中华文化育成世界唯一持续发展而延续至今之文明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验
证了中华文明在十七世纪之前一直领先世界发展而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历史和逻辑必然
性，从而以如山铁证及历史内在规律和逻辑，彻底颠覆和驳倒了西方中心主义及其附庸的
新老遗古思潮多年来散布的虚化、矮化和妖魔化中华文明的种种自欺欺人之谈， 使之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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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当年欧美学者对付莫尔根的办法，以沉默为守来挡住历史真相和真理的阳光照亮他们黑
暗统治的学术和舆论界。
同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生计器具的发展状态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因素，用来划
分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一样，上述人类认识进化史论证中依据430多个先秦遗址
及其同期国外遗址出土标记材料数据库归纳出的体外符号、即人工记忆系统的发展状态是
社会精神生产的主要标志，用来划分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阶段，将中国境内人类精神
文化连续进化二百万年的过程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及其间发生质变的过渡期：
(1)距今200-100万年间 偶发而非连续地借用物件作三维符号的阶段，其中70-50
万年间能人二步打制出真石球，标志著随能人向直立人转变，发生了人类认识能力的第一
次过渡;
(2) 距今50-10万年间连续地借用物件作三维符号的阶段, 其中20-10年间多步打
制出的石球越来越多且成组借用来作三维符号，标志着随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转变，发生了
人类认识能力的第二次过渡；
(3) 距今12—6万年间借用作三维符号的石球和模仿物象的雕像及简单临摹物件符
号的二维符号组合，被逐渐连续地使用来表达原始物候历和阴历的阶段，其中在10-6万年
间非石球物件符号和简单临摹物件符号的二维符号用来表达原始物候历和原始阴历，标志
着随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转变，发生了人类认识能力的第三次过渡;
(4)距今6—1万年间多种物件三维符号组合、临摹物象的雕像和岩画及临摹物件的
二维符号组合用来表达原始物候历、原始阴历及其他原始思维的阶段，其中4—1万年间抽
象数字符号用来记录具体计数，标志着随晚期智人向现代人转变，发生了人类认识能力的
四次过渡；
（5）距今1万—4,000年间, 复合的、成组的或抽象的二维符号日趋广泛地用来表
达、传播和储存原科学、原艺术和原宗教思维的阶段，其中公元前8,000年前后，数字组
合符号——数字卦及其相关的象形符号，被逐渐广泛地使用来表达理性思维和语言，是原
文字起源的标志，是随野蛮人向文明人转变，发生的人类认识能力第五次过渡之质变的转
折点，也是中华文明起步的标志；
（6）公元前4000 —前200年原文字转变为成熟文字而日趋广泛使用来发展原科学
、原艺术和原宗教的阶段，其中公元前4000 -前1500年出现数字组合文字和图画文字向成
熟象形文字转化的趋势，标志著随初级文明向成熟文明转变，发生的人类认识能力第六次
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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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就像生计器具的状态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起决定性作用一样，体
外符号的或人工记忆系统的状态、即信息处理手段的形态，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工具，对
人类认识能力和精神文化的发展阶段起决定性作用。
既然人类社会的生产工具及其用来进行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
发展，而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方面，还是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随之一步又一步地
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那么，作为生产和生活用具的人造器物与作为认识工具的符号系统之
间就必然存在一定相互作用中的协同进化关系；且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各种人造器物
之间存在协同进化关系的同时，各种符号系统之间也会存下相应的协同进化关系。因此，
在符号系统之间的协同进化研究，与人造器物与人类认识的协同进化研究的相互结合中开
展认识进化考古学研究，能解决认识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使解读一类标记所表达之文化内
容的假设得到充分验（Hodder 1982)。凭借这样能做充分验证的实证研究方法，我们就能
依据以上述体外符号6种形态和6大过渡期的概念框架系统化而成的考古数据库，对中国文
化起源和进化二百万年历史过程及其培育出中国科技和文明的起源和进化过程，开展人造
器物 — 人类认识协同进化研究，从中发现对这个过程作断代分析的标准，找到回答其艺
术、科技、宗教、礼制、哲学等各种精神文化要素的主体是谁、何时何地、为何、如何起
源和进化的一系列问题的直接证据，从而对现有的相关假设作出检验，并对其真相及其内
在规律作出充分验证。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在追溯到古代文化和科技的每个分支和古代文
明的每个要素的起源和进化历程，将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返璞归真而还原为信史，以经过
充分验证的史料来重建古史。
既然物质文化与人类认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特别是生计
器具和社会组织革新中的关键因素是人类的创新思维 (Mithen 1996), 那么，人造器物与人
类认识的协同进化研究，会给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带来新的前景。它能把人
类社会的物质文化与生产工具的协同进化研究（唯物史观主导的物质再生产的历史研究
），与人类社会制度与生产工具的协同进化研究（唯物史观主导的人口再生产的历史研究
）综合起来，对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与精神再生产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
的进化过程作最全面系统的跟踪研究。
在历史唯物史观看来，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物质再生产；另
方面是人口再生产。这就是恩格斯（1884）所说：“依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
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
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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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一定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
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和莫尔根
业用其所收集的人类史前和史后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史料，证实了他们提出的这
种唯物史观。可是，其中没有提到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补充和丰富他们历史唯
物论的一种尝试，人类认识与人造器物的协同进化研究将把我们的研究视野从物质和人口
再生产拓展到包括精神再生产在内的人类社会整体再生产过程。在这样完整的历史唯物论
构架下，在将先秦遗址及其同期国外遗址的考古出土材料、人类学调查材料和传世文献材
料系统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进化二百万年的历史过程开展认识与器物的协同进化研究
，就能跟踪所有这三种再生产所组成的整个社会中人类认识与器具协同进化的全过程。随
着考古材料的富集，这样的研究将不断扩展我们实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不断地逼近中
国文化二百万年进化过程的真相，在实现各地考古材料的联系、考古材料和传说史材料的
联系和中国史料和世界史料的联系中构建中国史前和史后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