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讲座

问：上几节课，你对中西文化思想史做了比较，在你看来，近代科学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一直没有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解放运动，来恢复易学科学和哲学的本来面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是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首先提出的问题，被称为 “李约瑟难题”。自他提出这问题以来，各家的议论不少；但没有像你这样说的。请做解释。

答：西方古今学者都说：古希腊科学和哲学培养了西方人的思维；中国古今学者都说：易学科学和哲学培养了中国人的思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易学科学和哲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相同於古希腊科学和哲学在西方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古希腊科学和哲学在中世纪被神权统治神化成宗教教义，使十七世纪前西方科技一直落后於中国；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恢复了古西腊科学和哲学的本来面目，使古西腊科学和哲学的真理得以重新发现，从而直接开启了近代西方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此西学一直后来居上，至今仍领先於世界。而易经在被商代神权统治神化而添加筮书功用之后，其科学和哲学的真理一直同神话相混同，特别是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一直把易经作 “卜筮之书” 来考释，使易学科学和哲学的本来面目一直不得恢复，才使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以致至今也只能跟在西方之后亦步亦趋。由此可见，近两千年来，中国最需要的是易学复兴，需要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恢复古希腊科学和哲学那样，来恢复易学科学和哲学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更有待於易学复兴。可见，中西文化思想史的比较，也证明：振 兴 中 华，先 需 复 兴 易 学。既然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科学和哲学基础,都有曾经被神化的同样遭遇；古希腊科学和哲学曾被欧洲中世纪神权统治者神化成宗教教义，而易经也被夏商周三代统治者神化成决嫌疑的筮书,那么，在其后续科学发展起来之后，二者的处境为何有天渊之别? 前者早已恢复清白而作为其思想源而得学界尊重，而后者则相反，其本来面目不仅没恢复清白，反而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便戴上 “卜筮之书” 的帽子，至今仍为学界所 “公认”。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天渊之别，是自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控制比西方阴险和暴虐得多的表现，正是它阻碍和阻塞了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走向革新和近代科学的发生。

正因为二者的处境的这种天渊之别，古希腊科学和哲学，经过文艺复兴和新兴工业革命的洗礼，其蒙上的宗教色彩得到清除，其学术思想於官方和民间的拨乱反正中得到扬弃和提升，在此基础上兴起的西学，很快摆脱了 “民神糅杂” 的局面，走上了精密科学的发展的道路；而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在官方及其所支持的主流学术界一直鼓吹 “易本卜筮之书” 的指引下，一直未能摆脱“民神糅杂”的局面；易经蒙上的神秘色彩不仅一直没有得到澄清，易学研究的主流反而越来越脱离原来事实求是的轨道，走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一派即 尊儒派用考据训古，搞玄象虚理，把易经玄化成玄之又玄的“卜筮之书”；另一派即疑古派则用考据训古，搞“瑜中求瑕，屎里觅道”（鲁迅:《坟．文化偏至论》），把易经贬成漏洞百出的“卜筮之书”，在如此脱离实际的情况下，中国科技发展趋于缓慢；幸好民间特别是道家学派，连同儒家正统之学中需接受检验而不得不接触实测、实证的天文历法及数学 领域的学者，继续努力保持求实易学研究的惯性，支撑著中国科技在17世纪以前仍旧处于世界前列。直到中国易学研究几近完全脱离实际以致衰落而落后西方之后，中国科技随著落后西方。

自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中国以来，疑古派进而大占上风，尽管其中各派系所搬的西方理论理论不同，但都把对易经的全盘否定由“卜筮之书”步步升级成“卜筮记录的汇编”以至“全部就是一部宗教书，它以魔术为脊骨，而以迷信为全部血肉”、“只是一些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连经受数千年考验而成为中华文化精华的中医和干支历法也在劫难逃，险些被打成“迷信”而强行取缔。这样左右挟攻易经，真正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吗? 没有。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易经被扣上“卜筮之书”的帽子之日，就是中国科技发展趋于缓慢、停滞和落后之时；易经被全盘彻底否定之日，也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之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进步时期，周以后为退步时期。”近二千年中伴随“易本卜筮之书”说的退步历史，提醒我们：早该是反思这一说法的时候了。

问：上几节课，通过中西文化思想史的比较，使我们认识到：近代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自己的科学文化遗产的态度有根本的区别。近代西方人恢复了古希腊科学和哲学的本来面目，并加以发展，於是发展出了近代科学；但是，从西汉以来直到现代的中国人，一直没有恢复易学科学和哲学的本来面目，甚至根本不承认易学的科学地位，至今中国大陆主流学术界仍公认“易本卜筮之书”。既然中西方对待自己的科学文化遗产的态度这样截然相反，当然，其后果也就必然相反；於是，至今就只有西学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而没有易学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看来，你的这个说法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有充分依据，但需用你说法驳倒中国大陆主流学术界仍公认的“易本卜筮之书”说，才能使人们信服你对“李约瑟难题”的这个解答。

答：人类进化史告诉我们，处於任何一个进化阶段上的人类社会，其精神文化都包含三大组成部分：
（1）由对自然的感性认识出发的理性思维──科技知识；
（2）对超自然的幻觉、想象、崇拜和信仰──宗教意识；
（3）形象思维──艺术。

作为中华文化总根的易经，究竟是属於宗教还是科学？究竟是“卜筮之书”还是原科学文化知识的总结？是“起源于神学迷信”还是源自初民生存竞争的实践？要理解易经是什么，这是首先需明确的问题。

自中国初民的理性思维于八千多年前明显以卦数方式展开以来，中国境内越来越多的原始氏族和部落，在竞争中以易学思维方式开创、传递、发展和积累其维持生存繁衍的民生实用科技，使中国的原科学几乎从一开始便以易学的形态独立生长于世界精神文化之林。随著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易学传递、发展和积累的文化条件和物质条件随之变化，易学的形式、内容、结构、功能和所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会相同的。 易学本是中华先民的民生实用科技体系，是中华民族的原科学；就像古希腊科学和哲学是西方民族的原科学之总结一样，易经本是中华民族原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总结。易学在人类科技史上的原科学地位决定了： 振 兴 中 华，先 需 复 兴 易 学。

自清末疑古思潮风行以来，一些学者一直以西方近代实验科学为标准来否认易学的科学性。尽管他们承认与否：“易学不仅提供了一套自然观、方法论和科学观，而且其本身也具有科学内涵”，但宣称：“易学不是科学”，“而严格的科学则产生在近代欧洲”，“真正的科学只在欧洲文艺复兴后才产生”。更有甚者，把近代科学没发生在中国的原因，归咎于易经使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演绎法”、“缺乏数学理性”、“与野蛮时代有很大连续性”等种种“固有缺欠”，而以此为由认定易经“对中国科技思想发展起阻碍作用”。既然所有这些都是以西方的标准来立论的，这里不妨就用西方哲学区分科学与宗教的标准，来对易经的属性作一检验。 人类起源研究表明，人类的起源与科技的起源是同步并行的。人类一旦进化到有意识地创造工具而使自己同古猿区别开来， 其所创造的工具便标志著科学技术的发生。西方科学史权威 George Sarton（1884-1956）对此作有系统论述， 强调：“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必分别以科学、宗教、艺术来满足的历史事实，可追溯到文明的最初源头。原始人已经创造了这些与生俱在的思想或价值。人类的伟大 之处有赖与它们，并来源于它们。”实际上，西方考古学研究也证明，在距今6-3万年的旧石器晚期的文化“大爆炸”中，原始人开展科技、宗教和艺术活动 的迹象已相当显著；并认定当时人类精神文化已具备这三种成分。 西方人类学功 能学派开山大师之一的 B. Malinnowski（1884-1942），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以亲自对新几内亚的一个“仅靠尖棍和小斧就能收获粮食供养其人口而有余”的部落的调查，证明“土人将两个领域划分得清楚：一方面是一套谁都知道的自然条件、植物生长的自然顺序、一般可用□笆和农作来预防的害虫和危险等；另方面是意外的幸运与坏运。对付前者是知识和工作，对付后者是巫术。”“人能认识他的四周，能利用自然力，都是原始知识或科学的力量，人有了这些便有其生物学优势，远超过自然界的其它生物。”这就是说，即使是野蛮人也有认识和利用自然而取得的经验、逻辑和知识；即使是无生存竞争压力的土人部落也能创造出适当的科学技术来维持其生存繁衍，何况在生存竞争中赢得发展壮大而成为各大文明古国的民族，更何况避免了其它古国衰亡命运而成世界上人口最多之一统大国的中华民族；他们的发展壮大必定是依赖于从其最初的原始阶段起就开始持续创造和积累的科学技术。

问：上节课，你论述易学本是民生实用科技体系，通过从正面来解答“李约瑟难题“，来证明“振兴中华，先需复兴易学”。 请继续讲下去。

答：现继续讲易学在人类科技史上的原科学地位。

近代科学的发生，是人类认识进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西方科学史家们，把近代科学发生之思想根源归结于古希腊哲学；而由古西腊哲学中又追溯出其对两河流域古国和古埃及科学的继承、发展和总结。 说“易学不是科学”，“而严格的科学则产生在近代欧洲”，或“真正的科学只在欧洲文艺复兴后才产生”。只承认近代科学为科学，把以实验基础作判断理性思维是否属於科学的唯一标准，那就不只是易学，而且还有古希腊科学及其他民族以观察为基础的科学，都在全盘否定之列；既然古希腊科学的科学性都否定了，那西方近现代实验科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到头来，连西方近现代实验科学也给否定了。这样过分强调近代科学，不仅违反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仅违反科学史学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西方科学家们和科学史家们也不会认同。 竺可桢先生曾提到：“恩格斯在《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一书中，正确地指出：如果在中世纪的漫长黑夜之后，科学以梦想不到的力量突然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之有这个奇迹也是归功于生产。”恩格斯并说：“在这时候，还有西方从古所未见到过的科学事实，如磁针、活字版和火药从阿拉伯传入西方，也对工业生产和商业繁盛起了推动作用。”培根在《新工具》里早已指出这三大发明对于西洋文艺复兴的影响。“爱因斯坦明告：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培根、爱因斯坦，都是西方科学界公认的近、现代科学的主要开创者。 这些近、现代科学的主要开创者都见证：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血缘关系是不容割裂的。

现代英国考古学家 Steven Mithen 说：“考古学掌握著理解现代精神的钥匙。”法国数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彭加勒说：“如果我们想要预见数学的将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同样，我们要正确认识近代科学，就得正视作为其思想前提的古希腊学术，和作为其技术前提的中国传统科技的有关发明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要正确认识古希腊科学，就得正视作为其思想，和技术前提的两河流域古国和古埃及原科学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科学，就得正视作为其思想，和技术前提的易学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问：请继续解答“李约瑟难题”。

答：现继续用西方哲学区分科学与宗教的标准，来对易经的属性作一检验。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对科学与宗教作了明确的界定和区分，指出：“科学揭示的是一种非人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宗教体现的是一种具有人格的人与神的关系”。“科学依赖观察或实验，通过将某种特征抽象成概念，并由概念作推理而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科学的语言是一个具有规范性的符号系统。科学知识出於对自然的理解和这些知识的运用。”“宗教通过教义回答问题， 所有内容与神有关， 使用的语言是日常语言，表达一种生活方式，或唤起并表达崇拜和自我献身。” “科学知识有三个层次：
（1）经验描述、包括观察、实验和搜集材料；
（2）理论，包括概括、抽象出概念、解释和预测；
（3）应用或转换定律和理论的应用。
三者合成一个循环开放系统。”“宗教以信徒的信仰取代了观察或实验，以神学取代了理性思维，以神学教义的执行取代知识的运用。由此而成一个循环的封闭系统。”以这些标准来衡量，作为东方理性思维方式并为古今中外公认为人类智慧之源的易学，显然，是属於科学的范畴。

就从易学知识体系的最后一个总结版本《周易》来看，它本身就是一个包含有三个知识层次的循环开放系统：其配合64卦的数字，确是长期观察数据的经验总结并构成其符号系统的基础；其64卦的符号是概括宇宙万物的规范性的符号系统，二者相结合为宇宙运动和变化的概括、抽象、解释和预测提供语言和逻辑；其64卦的卦、爻辞正是宇宙万物转换定律和理论之应用的哲学指导。这样一个理性思维循环开放系统，以其宇宙有机整体系统哲学、有机整体系统辩证逻辑和符号与数字模拟系统的数理逻辑，为人类永续不断地发展创造性思维、开展科技创新和知识更新，提供了可反复重新发现的真理、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科学范式、理论模式、概念框架及方法论指导，不仅为中国传统科技在17世纪前领先世界奠定了基础，也不仅以其奠基的中国传统科技发明为近代科学革命作出了贡献，而且在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强劲地支持下为现代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这意味著：易学在人类进化中的科学地位，其有生以来便以有机整体思维方式促进人类思维进化和智慧积累的科学本质；其对人类创造性思维发展的重大科学意义，无论是过去和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以人们的看法和说法而转移的。当然，同史前实用器物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会失去原来纯朴的面貌一样，易学的科学本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表现，随社会的复杂化而越来越失去原来纯朴的面貌。在史前时代一直作民生实用科技应用的易学知识体系，于夏商周三代被神化和哲学化之后，在战国秦汉时期脑力劳动社会分工的继续深化中，被分离成分门别类的易哲学和应用学科的职业知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国原科学的易学转化成中国传统科学；易学的宇宙观、方法论、科学范式、理论模式及科学内涵都遗传到传统科技的各学科而得到继承和发展。因此，弄请这一时期学术和职业知识体系的实况，对理解易学源流、中国传统科技源流乃至解决所谓“李约瑟难题”都有关键性意义。幸好，近些年考古出土了这一时期留下来的大量文字材料，李零先生及其他一些学者已利用这些出土材料同有关古籍文献相对证，核实了其间学术和职业知识体系的背景、结构和功能、特性及其对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一系列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贡献，为我们探索易源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出发点。

问：请继续讲下去。

答：继上节用西方科学标准对易学和易经的科学属性作出验证之后，现进而以考古发现同古籍文献相对证，用确凿可靠的史实来证明易学和易经的科学属性。

李零先生利用考古出土材料同有关古籍文献相对证，核实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术和职业知识体系，确实涵盖官学和私学两个层面。官学包括：
（1）祝宗卜史系统掌管的礼乐、律历、天文、史记、卜筮记录等；
（2）贵族子弟学校所设的礼、乐、御、射、书、数之六艺功课；
（3）宰/膳夫系统掌管的养生知识和烹调技术；
（4）司士和司寇掌管的法令；
（5）各级官员掌管的簿籍和图策；
（6）司徒系统掌管的地理和农艺知识；
（7）司工掌管的各种工艺知识。

私学包括：儒家所传的易、书、诗、礼、春秋；墨家所传的工艺技巧；阴阳家所传的数术；道家所传的合天道、养性命及方技；法家和名家所传的刑名法之术和纵横驰说之术等；还有民间的兵法、数术和方技等。其中数术又包括：天文、历法、五行、蓍龟（筮卜）、杂占、形法（相地、相宅术）及风角（候风术） 、云气（望云省气术）、鸟情（候风术）、五音（候气术）、式法（太一、九宫、六 壬、遁甲）等十多种、数十类数术。方技又包括：医经、经方、房中（性学和优生学）、神仙（养生延年术和炼丹术）。

对如此庞杂的学术和知识体系的学科属性，除了将其中的易哲学归类于“自由学术”外，李零先生对数术方技知识按学科门类作了这样的概括：“数术涉及天文、历术、算术、地学和物候学。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房中术、养生术、已及与药剂学有关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化学知识。不仅囊括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所有“基础科学”。而且还影响到农艺学、工艺学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可见他讲的“‘自由学术’从职业知识的分离”。就是我们上面所述的易哲学同易学的数术方技知识相分离。后者进而转化成分门别类的传统科学。

葛兆光先生也指出：“考古发现的文献说明，古代中国的知识系谱实际上可以描述为一个绵延滋生的过程，很多思想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来源与资料来源”。“出土文献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恰恰是‘兵书’、‘数术’与‘方技’。天象星占、择日龟卜、医方养生、兵家阴阳的知识在古代随葬文献中的数量。表明它实际上在生活世界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知识背景”。其中的“天象地理之学”。更是古代中国思想合理性的基本依据。很多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宗教、生活与文学中的观念，常常是由这些知识，经过“隐喻”、“象征”和“转义”衍生或挪移而来的。不从考古发现中采撷和解释这些看似“形而下”的知识，就不能真的理解经典文本上那些“形而上”的思想。

基於上述诸位学者考证的史实，我们可得出两点结论：
（1）既然所有这些古代思想和知识都同易卦及阴阳五行密不可分，其共同的知识来源与资料来源就只能是远古易学。
（2）李零先生对数术方技知识还作了这样的哲学概括：“数术方技之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两方面：对大宇宙，即对‘天道’或‘天地道’的认识；对小宇宙，即‘生命’、‘性命’或‘人道’的认识。”这个概括正好同商周至西汉初期这一期间通行的易经的定义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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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上节以考古发现同古籍文献相对证，用确凿可靠的史实来证明易学和易经的科学属性。下面就在其传世文献同出土文献的对证中，对商周之际至西汉初期这一千多年中，各学派代表人物有关易学和易经科学属性的论述分期做一简介。

(1) 据经过甲骨文和其他出土材料核实的《逸周书》和《周书》的记载，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分工，不仅以农业、畜牧和手工业同采集和渔猎的大分离为标识，也表现为哲学、科技 (如数术方技、农艺 、工艺 )、史学 、文学和艺术等突破宗教的束缚，从王公贵族和巫师的手中解脱出来。周文王以阴阳五行原理，对上古以来先民在生存竞争中积累的易学知识，特别是先代明王贤哲的易哲学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天道三，人道三六方三述，其极一也”的天道与人道观及以此为主题的一整套安民治国的理论体系，否定殷王神权政治对天命的垄断，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突破神权过分束缚的需要，代表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形成的新的生产力，不仅为周代的德治礼治取代殷代的神权政治的社会大变革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学术上为易学以阴阳五行为核心、以天道与人道为主题的哲学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这次大分工的成果与文王继承和总结的易学宇宙观之间存在著天然的血缘关系。

随社会分工的深化而先后出现的前‘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后‘六艺’(易、诗、书、礼、乐、春秋)，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核心、以天道与人道为主题而展开的。正是在文王对上古以来的精神文化遗产作总结的基础上，周公为首的智者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文王的有机整体系统辩证思想，随时随地以他们自己所说的“道别其阴阳之利”的辩证法来认识和处理问题，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政令确立阴阳五行哲学为指导论道经邦的理论基础，进而围绕其“人道尚中，不和曰废。地有五行，不通曰恶。天有四时，不时曰凶”的主题制礼作乐，建立起以《周易》、《周书》、《周礼》、《仪礼》、《周髀》等为其经典的易、书、礼、乐、数等学科体系，将上古以来的文化遗产加以分门别类的系统总结，并通过《周易》对其精神文化遗产的总体和易学知识体系的总体加以哲学的总结，而将早期人类的智慧发展到登造极的高度，从而为以西周礼乐文化为基本格调、以易学为思想基础的中国传统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无比深厚而坚实的基础。《周易》成书的全部条件和基础，决定了它必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经典；其内容必以“道阴阳”为核心，其思想必以天道(地道)与人道的统一为主题。

(2) 春秋至战国初期，尽管诸子所本易经之版本不同，《老子》多本《归藏易》，孔子多本《周易》，《墨子》多本《连山易》，《管子》处于三易向儒、道、墨、名、法、阴阳诸家的转变之中；但他们对三易所共有的核心内容和主题思想的认识是一致的，且都以其总结的宇宙观为建立自己学说的依据。

《管子》既讲“大道可安而不可说”、“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谈“王者乘时，圣人乘易。”“虎戏(伏羲)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为王，循六（法），合阴阳，而天下化之。”明确定义了伏羲易乃至《周易》以八卦和六十四卦“迎阴阳”“合天道”教化天下之内容和功能。

今本《老子》二十五章： “吾不知 其名， 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一。” 而帛书《老子》甲、乙本都作”强为之名曰 大”， 绝无”一”字。 据饶宗颐教授 的考证， 太极与大恒、太一是一事的异称， 都代 表对于”一” 的共同的追求， 都是同《老子》主张的”凡彼万形， 得一后成”、”圣人抱一以为 天下牧”相通; 与此相应， “易有太极” 或”易有大恒” 的易、”道生一” 的“道”与 “大一” 以至“大”是一事的异称， 都是以这个总揽宇宙万物的混沌元气概念， 来代表 不易、不偏的最高原则性的道。

今本《易传》记孔子曰：”夫易， 何为者 也?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 如斯而已者也。” 所谓“开物成务”，明末宋 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其包罗万 象的传统生产技术和知识作了最好的注释；而今本《易传》围绕易所总结的天下之道，展开出一个包罗万象的道系统，并将所有这些道都由天道、地道、人道来统一于易道。

《墨子》对夏道的推崇中就提到“太极”：“禹既已克有三苗， 焉磨(历)为山川， 别物上下， 卿制太极， 而民不违， 天下乃 静。”这里“卿制太极”与“别物上下”相提， 与孔子的“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是一脉相承的，也同老子的“圣人抱一以为天下牧”相一致。

在春秋至战国初期诸子的著述里，特别是在其出土版本中，可找到充分的证据，来揭示易经那没有被污染的纯真面目－－管子、孔子所说的“易或易道”或管子、老子、墨子所说的“大或大道”；就是他们共同所指的总揽宇宙万物之不易、不偏的最高原则性的道，即天道、地道、人道的合一之道。

3) 战国时期成书的今本《易传》，对易经的内容和功用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论证，并明确定义：“易之为书，备悉广大，天道、地道、人道”。庄子明确定义：“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篇》)。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之下，战国时期的儒家、 法家以及阴阳家、星占家继续对于“一”有共同的追求， 继续以“大一” 或“太 极”这个总揽宇宙万物的混沌元气概念， 来代表不易、不偏的最高原则 性的道 . 这个“大一”， 已在《易传》中由“易有太极”的定理所表达； 即指明 易经所总结的易道，是这总揽宇宙万物的最高原则性的道，而将天道、地道和人道予以合一。出土文献《郭店楚简．语丛》载：“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这就证实了当时诸子百家对易经确有这样一个一致公认的定义。

(4) 西汉初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把周公至孔子的五百年， 划为六艺学术史的第一阶段；把孔子至他本人的五百年作其第二阶段，并将第二阶段学术界对包括易经在内的六艺的内容和学术性质之界定和定义作了记载，其中定义：“《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故长于变”，《史记．外戚世家》又指明：“《易》基乾坤，…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史记》已被甲骨文和其它出土材料验证为信史，司马迁的这些记载也符合上述诸子的易经定义。

同司马迁相呼应的是，孔安国在《尚书．序》对中国学术起源和发展史作了精辟的概括：“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尽管他当时未说明这个概括的依据，但他以八卦为中国书契和文籍史的开端，对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出明确的分期，并将贯穿其历史过程中的阴阳思想以“大道”来作最高度的概括，确实是吻合于帛书《系辞传》的“易有大恒”，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的 “大常”表 “易”，墨子、 老子、管子的“大或大道”，以至甲骨文中的成汤号“大乙”即东皇太一等一系列出土材料，表明其确有所本，绝非向壁虚构。

在同有关出土材料的对证中，我们按时间顺序遍考了商周之际到西汉初期的文献，其详细结果将在本书第五卷中介绍。上面摘要列举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周易》古经出世至西汉初期的一千多年中，所有先哲一直公认它是以阴阳为核心，总结天道、地道和人道的经典。而这个定义，同上述李零先生对战国秦汉时期数术方技知识体系的哲学概括完全吻合，这就确证战国秦汉时期的数术方技直接来自於易学的渊源；本书再结合以其它考古证据，弄清当时的哲学和数术方技的易学基础来源於史前易学的知识谱系，就会使易学作为东方原科学的纯朴面目更加明确地大白於天下。

由此可见，诸子百家公认的易经定义，对易经的精髓和主题思想， 作出了最准确、最高度的易哲学概括；而在他们之先，《周易》古经本身，对易学知识的总体，包括上古以来以易学思维方式积累的民生实用科技，即孔子所说的 “开物成务”之道、法、技和后世所称的数术方技术，作出了最准确、最高度的哲学总结.正因如此，自《周易》古经成书以来，其中总结的以阴阳对立统一原理为核心的宇宙有机整体哲学，就明文作为易学思维方式而牢固的树立起来，成为中国智慧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