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古史新证，还《周易》本来面目：
论《史记》关于《周易》的记载基本上是可靠的
— 邓宏海 (2000年 2月 2日 稿 ) —
从王国维先生用甲骨文证实《史记.殷本纪》和《世本》的可靠性而开创古史新证方法以来，在近百年中，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创造性地应用这个方法开展科学的上古史研究，逐步否定疑古思潮对传统史的否定，恢复对古典文献可靠性的信心，正在给中国上古史还本来面目。古史新证法与疑古法在近百年中的反复较量证明，古史新证是真正有效的科学方法，连有凭古史新证才能建立起科学的中国上古史学体系。
《周易》是疑古思潮否定传统史的一个重点对象。不仅作为其来源的伏羲八卦、连山易、归藏易的存在被否定，其上古史被凭空砍掉数千年，《史记》关于《周易》的记录被一笔抹煞，其成书被推迟至战国时期，而且连其内容和形式都在没被真正理解之前就横遭歪曲、篡改和诬蔑，以致这样一本被历代学者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古籍，竟被打成在思想史上毫无范值的“卜筮之书”。疑古思潮对《周易》的全盘否定，因其代表人物在中国学界乃至政界的地位甚高，而在中国文化、科技及思想史的研究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以致疑古之风西渐欧美，使李约瑟这样严肃的学者也佛以将阴阳五行理论同《周易》割裂开来，而把《周易》看成是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的“虚伪解说”；以致疑古之说到现在仍不乏沿用，在《周易》包含的冲富哲学和科学思想被现代科学研究验证后，一些学者还是习惯于抱着“筮占之书”的成见来注释和研究它。为了澄清这些混乱，排除各种疑古成见对理解和研究《周易》的出扰，重建作为科学的中国上古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易学上古史及其密切相关的中国上古哲学史、科技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很有必要凭古史新证，还《周易》本来面目。
古史新证法，就是董作宾先生所说的：“以前王静安把史料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纸上的材料，一部分是地下的材料；纸上的是旧史料，地下的是新史料，…古代文化的探求，一方面靠著记载—纸上材料，另一方面靠著甲骨金文所载的史实—地下材料，这是必然的。”他根佛自己的考证，将王氏对这两部分材料的举例作了扩充。纸上材料，除了尚书、诗、易、大戴礼五帝德和帝考姓、春秋、左传、世本(重辑本)、竹书纪年、战国策及周秦诸子、史记外，他特别表彰《逸周书》的可靠性，指出其记载为佛甲骨金文所编的挂谱所证明。地下材料，除了甲骨金文外，他强调地质学上的化石、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依佛甲骨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他反复告诫：“我们虽然也重视这些直接的商代史料，我们却不应该像有些人那样妄事夸大，摈弃了一切传统的上古史实记载，而希望专靠甲骨文去建设一套新奇的古史。我们应该采用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办法，用甲骨文去对证上古史。”遵循董作宾先生的告诫，本文试图将有关考古学和民族学新材料同《尚书.周书》、《逸周书》、《周易》等殷末周初的可靠文献及《史记》相对证，在被疑古思潮搅乱的几个有关《周易》的基本问题上，求得拨乱返正、正本清源。这样的对证可以充分的依佛证实下列结论：
(1) 传统的上古易史基本上是真实的；
(2)《史记》关于《周易》的记载基本上是可靠的；
(3)《周易》是上古哲学、科学和宗教的综合经典；
(4)《周易》的哲学和科学思想内容远超过《易传》。
由于篇幅所限，这刮连将证实结论(2)的对证结果予以报道。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孔子对《周易》学科性质的认定：“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把周公至孔子的五百年，定为六艺学术史的第一阶段；把孔子至他本人的五百年作其第二阶段，并将第二阶段对六艺的认识作了概括：“《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这就是说，自《周易》易经成书以来的一千年中，学术界一直公认：它是以阴阳五行原理为指导研究和处理宇宙万物变化的经典,它同其它五艺(经)相互联系构成整个学术体系。
《史记》多处对《周易》的成书作了记载：“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日者列传)“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周本记)“文王拘而演周易。”(《报任少卿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太史公自序》)唐代学者孔颖达综合多种传说而对此解释道：“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之所以连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董作宾先生也曰：“在文王被囚的时期，他研究周易，曾把在六十四卦，各作一段卦辞。”
这些传统记载的可靠性，通过有关考古学新材料同《周易》、《尚书.周书》、《逸周书》等殷末周初可靠文献相对证，可由下列八个方面的事实进一步家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