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宏海(2019615日)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对出席拙著首发式的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在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志安先生的《马家窑彩陶文化探源》出版七年之后,他和我写作出版的新作《世界视野中的马家窑文化》于今天开始发行了。在马家窑文化吸引越来越多人们注视的形势下,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大开读者的眼界而上升到俯瞰世界的高度,看到的不仅是精彩纷纭的马家窑彩陶,而且仰观到她耸立在世界彩陶顶峰的雄姿;看到的不仅是她把中国彩陶发展到极致的历史作用,而且瞭望到她在欧洲巨石文化乃至前基督文明中大放光芒、传播科技的历史地位;看到的不仅是马家窑文化2300年历史篇章,而且纵览了马家窑文化来龙去脉全过程所展现的羌族辉煌苦难史;看到的不仅是马家窑文化先民在甘青地区开发的农业文明,而且目睹了他们在世界上首创青铜术和宫殿建筑术的伟大成就;看到的不仅是羌族先民开拓边区的业绩,而且透视到他们以其擅长的青铜术和宫殿建筑术与夏族合作对中国第一个王朝建立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看到的不仅是羌族先民遭受商王朝500年血腥镇压的悲惨经历,而且透过殷商留下的偏见洞察到羌族构建青铜之路、开启东西方文明人文交流新时代、以至世界轴心时代的历史功勋。这样一来,我对马家窑文化的认识就能发生质的大飞跃!为此, 我们相信不少读者会产生考究此书的冲动,一是要看看作为一种边远地区史前文化的马家窑文化研究何以上升到如此新高度?二是要看看这样同夏文化相联系的史前史研究可给我们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带来哪些启示?

《世界视野中的马家窑文化》之所以能使读者的眼界大开而上升到俯瞰世界的高度认识马家窑文化,就在于其作者在马家窑文化的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了考古学大家李济先生提出的重建古史的目标:“(1)如何把考古材料本身联起来;(2)如何把它们与传统的中国史实联起来;(3)如何把它们与整个人类史联起来。” 我们在马家窑文化的研究中,始终努力实现这“三个联系”的目标,不仅把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普遍联系起来,而且通过跟踪马家窑文化的族属及其源流,按其来龙去脉将马家窑文化及其后续文化同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及其半坡期、庙底沟器联系起来,还把与之有过接触和交流的所有考古学文化,包括王湾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遗址等,统统联系起来,正真实现了考古材料本身的联系;在跟踪马家窑文化的族属及其源流的同时,我们跟踪其陶窑、房屋建筑、石器、陶器、骨器、铜器等物质文化对象的形制、结构和功能的演变过程,跟踪彩陶纹样和各种符号、图案的时空分布,从中发现羌族历代子孙集仰韶文化之大成发展彩陶、发明青铜术和开创宫殿建筑术具体过程,直到同夏族共生合作创建夏王朝乃至将其青铜术向欧亚大陆各地扩散的具体过程,并在同古籍相关记载的对证中,实现了考古材料与中国传说史的联系;进而将对器具和彩陶纹样及各种符号、图案时空分布的循迹跟踪向世界各地扩展,直至把马家窑文化同整个人类史联起来。在这样实现“三个联系”的过程中,我们研究出来的结论,既有国内外考古材料系统化成的实物证据链为依据,有有相关文献材料的系统化来对证,就得到了系统而充分的验证。因此,这样研究出来的结论是能够经受历史的检验的。

我们之所以能在马家窑文化研究中实现这“三个联系”的目标,是由于我们采用了常规考古学与认识进化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考古学大家夏鼐先生在《什么是考古学》中指出:“以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和以物质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考古材料与古籍材料相对证已成为中国古史重建事业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常规考古材料,包括各种考古学文化的在其分布地区流行期间所留下的遗物、遗迹,特别是其各种器物的质地、形制、结构和纹饰的分类及其演变阶段和年代的记录,都具有明确的时空定位;但缺乏其考古学文化创造者本身的具体信息,而无法同传说古史的具体内容联系起来。为克服常规考古学研究的这种局限性,就需考古学发展出研究精神文化遗物、遗迹的新学科。近几十年来西方兴起的以考古材料中的标记或带标记的材料,即先民用来帮助其记忆的各种记号、符号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进化考古学,就是这样以精神文化为主要对象的考古学新学科。通过研究这类记号、符号进化为成熟象形文字的过程,我们就能发现甲骨文出现之前先民行用的原文字,来对证先商史、夏史乃至三皇五帝的传说。正如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所说:“地下埋藏的古文字是最真实的史料,而且也包含古书中所没有的史料,只要加以整理和考释就能用来解决历史上的相关问题”。甲骨学的创建对商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起了关键性作用;同样,前甲骨文的原文字研究将对先商史、夏史及史前史研究的进展起关键性作用。作为《世界视野中的马家窑文化》作者,我们正是遵照郭沫若、张政烺、唐兰这些古文字学大家释读部族族号数字组合文字的光辉典范,破译了羌、鲧、夏、商、周、夷、共工等部族的族号文字及其图案化文字,发现了这些部族历代子孙在各地活动中留下的族号原文字及其时空分布,进而掌握了这些部族各自起源、迁徒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从而能以其确定的时空定位实现考古材料与相关古籍材料的联系,而还原这些部族历史的真相。

《世界视野中的马家窑文化》以这些部族族号的数字卦原文字及其图案画流行的踪迹,像示踪元素一样地从其骨架上再现了羌族作为炎帝族团后裔起源,到跻身于创建华夏成熟文明的五大部族——夏、商、周、羌、夷,再到分支成适应各迁居地的多个少数民族而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六千五百年史,其一些片段或局部竟基本上相合于严文明、谢端琚、徐锡台、叶茂林、林沄、刘观民、刘西诺、李龙章诸位考古学家,依据其物质文化因素分析探索马家窑文化及其后续文化来龙去脉所得到的结论。这表明王国维倡导的以二重证据为基础的古史新证研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发展到以三重证据、即以考古出土的实物材料和文字材料与古籍材料相对证为基础的认识进化考古学研究,从而为努力达到“三个联系”的目标,实现古史重建任务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各个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都走这条路子,我们重建古史的任务何愁不能早日完成。这也表明:文字的起源和进化与文明的起源和进化密不可分;原文字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密不可分;原文字与甲骨文密不可分;常规考古学与新兴考古学密不可分。因此,物质文明探源与精神文明探源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相结合。这就是我们从这本书的考究中得到的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主要启示。

谢谢大家!